20世紀,“AT510A灰姑娘”是故事類型個案研究的熱點,在丁乃通、劉守華、劉曉春等中外學者的勤力耕耘下,“灰姑娘”故事的發(fā)源、傳播、演變研究都取得了極為重要的成果。其中,美籍華人學者丁乃通先生的《中國和印度支那的灰姑娘型故事》運用芬蘭學派的歷史地理研究法,探究了來自中國多個少數(shù)民族及朝鮮半島、印度支那等地的“灰姑娘”故事異文,這是西方學界針對故事類型“510A灰姑娘”研究的重要論文。丁乃通“傾向于此型故事或許源于越南或那時居住在廣西南部的越人的觀點,或者說這個地區(qū)現(xiàn)在是越南北方,但那時卻是中國帝國的一部分……這個故事也有可能是一個壯族故事。”至今發(fā)現(xiàn)的“灰姑娘”故事的最早版本,是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中的“葉限”故事,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關于“灰姑娘”故事的“出生地”,仍舊眾說紛紜。經過長期的學術探索與討論,關于“灰姑娘”的起源,學界主要存在以下幾種觀點:“中國起源說”“西方傳入說”“越南起源說”,還有的學者認為該故事起源于德瓦拉瓦第(Davarawati) 。
美國費城社區(qū)學院的費伊·比徹姆(Fay Beauchamp)教授在2010年發(fā)表了《灰姑娘的亞洲起源:廣西壯族的故事講述者》(Asian Origins of Cinderella: The Zhuang Story-teller of Guangxi)一文,明確指出“葉限”故事(“灰姑娘”故事)是廣西壯族的原創(chuàng)。費伊教授通過2007年在廣西桂林、南寧及其周邊地區(qū)的田野調查,結合文本研究,以《酉陽雜俎·葉限》的三個英文譯本所呈現(xiàn)的異文為切入點,將“葉限”故事放在壯族的信仰、創(chuàng)造力和歷史的語境中進行分析,對此故事進行重新解讀。通過將“葉限”故事的母題與印度教故事(摩奴與魚)、佛教故事(羅摩、悉多與哈奴曼)的母題進行對比分析,費伊教授認為,唐代時期中越邊境上的壯族,將自己的傳統(tǒng)思想和經驗與唐時在當?shù)亓鱾鞯挠《冉毯头鸾虜⑹碌哪割}相融合,創(chuàng)造了這一“顛覆性、童貞性、才華橫溢、富有同情心”的女主人公。費伊教授立足于廣闊的亞洲文學、宗教背景(尤其是公元8、9世紀),通過嚴密的論證,將多個民族、國家的文學與文化傳統(tǒng)聯(lián)系在一起,使得“灰姑娘”這一故事類型的研究更具國際視野。她對翟孟生(R.D.Jameson)等學者的觀點 的批評,以及對“是時候讓這位女主人公的亞洲身份得到認可,并在亞洲語境中理解這個引發(fā)共鳴的故事主題了”的多次強調,頗有為壯族民眾為“葉限”故事“正名”的意味。
可惜的是,近年來,國內學者似乎沒有注意到這篇論文。筆者認為,費伊教授的討論在以下幾個方面將“葉限”故事的相關研究向前推進:首先,費伊在赴廣西進行田野調查時與廣西學者進行了會談,在此之前,幾乎沒有西方學者關注壯族民眾如何解讀“灰姑娘”這一母題,她考慮到了故事原生地民眾的感受,體現(xiàn)出對傳說起源、流傳地民眾主體、傳說現(xiàn)實狀態(tài)的關注;其次,對印度教、佛教對“葉限”故事起源的意義和影響進行了宏闊的論述,由此在宗教層面上否定了該故事最初是宗教教義的傳播工具的觀點;同時,在強調壯族民眾對“葉限”故事的獨特貢獻時,費伊沒有將故事與中原的漢族傳統(tǒng)完全剝離,她以“翠羽”為例,仔細考察了《長恨歌》對“葉限”故事關于女性服飾描繪的影響,敢于沖破傳統(tǒng)的“葉限”與《西游記》中任情自在的美猴王之間的可能聯(lián)系,并由此延伸,論及葉限故事向“魚籃觀音”的傳說演變的可能性,從而將東南亞民間文學與東亞民間文學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這些都是關于“灰姑娘”故事類型的先行研究中甚少浮現(xiàn)或未得到深入闡釋的細節(jié),費伊教授目光獨到并能做到深入淺出,是令人敬佩的。此外,費伊在這篇宏文中對“葉限”故事進行的政治解讀,借助生物學研究成果,從鯉魚物種的起源與傳播來印證“葉限”故事起源于廣西,也是該文的重要創(chuàng)新點。費伊教授還提出,將“葉限”故事放在“諾皋記”這一章的語境中進行考察,應當成為進一步研究的重點。
《灰姑娘的亞洲起源:廣西壯族的故事講述者》是繼丁乃通《中國和印度支那的灰姑娘型故事》、白麗珠《武鳴壯族民間故事》之后,對壯族民間故事進行分析的重要成果,費伊·比徹姆在文章致謝中寫道,論文是在梅維恒(Victor Mair)的指導下完成,撰文過程中,亦與多位學者進行研討,文章于2010年發(fā)表,其在該研究中所傾注的心力,由此可窺見一斑。費伊·比徹姆所獲得的新發(fā)現(xiàn),不論是對“灰姑娘”這一世界性的民間故事類型的研究,還是對《酉陽雜俎·諾皋記》的挖掘,都具有重要意義,應當?shù)玫絿鴥认嚓P領域研究者的關注。筆者已將這篇重要論文譯成中文,即將發(fā)表。
二、賀大衛(wèi)對儀式經文《罕王》的研究
臺灣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的賀大衛(wèi)(David Holm)教授,是為數(shù)不多的、專注于壯族研究的西方學者之一。近幾年來,他的研究重點是壯族典籍《布洛陀經詩》。賀大衛(wèi)在壯族儀式經文英譯方面的成果十分顯著,在翻譯了《殺牛祭祖》《招魂》等經文后 ,近年,他還出版了《漢皇與祖皇》(Hanvueng: The Goose King and the Ancestral King)一 書。書中包括對經文的介紹、英文譯文、壯英雙語的行間注、注解、索引、參考文獻,以及一些《漢皇與祖皇》手抄本的照片等。國外也有不少學者撰文對賀大衛(wèi)的研究成果進行評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約雷弗·瓊森(Hjorleifur Jonsson)教授評價此書:“這項研究為中國南部多民族地區(qū)和鄰近的東南亞大陸地區(qū)的語言和宗教復雜性提供了引人注目的見解�！辟R大衛(wèi)的這本譯著,也使其入圍2018年澳洲人文科學院的優(yōu)秀翻譯獎。
賀大衛(wèi)對壯族民俗與文化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他在壯族語言與文字領域也多有建樹。2013年,他出版了《古壯字地理研究》(Mapping the Old Zhuang Character Script: A Vernacular Writing System from Southern China)一書。2010年以來,他針對壯族語言與文字的主要研究文章還有《傳統(tǒng)壯族經文中的歷史音變證據(jù)》(Evidence for Historical Sound Change in Traditional Zhuang Texts)、《壯族傳統(tǒng)抄本中的方言變異》(Dialect Variation within Zhuang Traditional Manuscripts)等。
賀大衛(wèi)在2017年發(fā)表《<罕王>中的平行式:中國南方廣西中西部的壯族史詩》 (Parallelism in the Hanvueng: A Zhuang Verse Epic from West-Central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目的是分析壯族民間儀式經文《罕王》中存在的多種程式化的平行式類型,為今后進一步的比較研究打下基礎。“平行式”(parallel)是口頭程式理論的一個重要概念,指的是“句子成分,句子,段落以及文章中較大單元的一種結構安排”,也可以稱為“對應”。在論文中,賀大衛(wèi)首先比較了漢壯詩歌的韻律,強調了壯族詩歌“腰尾韻”的特點,將《罕王》中的平行式界定為“嚴格的平行式”(strict parallelism),以與前人所提出的“規(guī)范的平行式”(canonical parallelism)相區(qū)分,他認為,在這部經文的平行式詩行中,“平行”并不完全體現(xiàn)在語音方面,而是更傾向于詩行之間語義、語法的互相對應。賀大衛(wèi)的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在《罕王》中,嚴格的平行式詩行占到了經詩詩行總數(shù)的68.2% ;盡管這個比例非常高,但卻不會在演述經文時產生乏味或使聽眾預知接下來將要演述的內容的效果。接著,賀大衛(wèi)對《罕王》的壯語文本進行了縝密的語言學分析,概述了《布洛陀經詩》中的七種平行式類型:平行式對句、類平行式對句、增廣式平 行式對句、三或四個詩行的平行式、特殊型式(包括平行式 ABAB 和平行式 AABB)、重復首尾或中段的詩行、非平行式,賀大衛(wèi)不僅總結了這七種類型的主要特點,其對節(jié)選詩行所進行的韻律分析,更體現(xiàn)出學者自身扎實、深厚的廣西方言基礎。隨后,賀大衛(wèi)將這幾種平行式類型放在儀式主持者的演述語境中進行闡釋,由此引出非平行式詩行在實際演述場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平行式對麼公順利進行即興創(chuàng)作的作用。最后,他初步討論了壯族經詩文本中存在對應關系的詞語與概念。
賀大衛(wèi)認為,在儀式的誦念中,非平行句實際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種非平行句在敘事的關鍵過渡點被使用,連續(xù)的非平行和非押韻詩句的擴展運用,效果顯著,增強了敘事和詩意的張力”,甚至《罕王》的“整體的詩歌結構可以描述為:普遍存在的平行詩行,不時被非平行詩行打斷”。賀大衛(wèi)的論文,綜合了他多年對壯族文化的觀察,其理論立足點的獨特性,使之與此前的《布洛陀經詩》研究區(qū)別開來,跳出了長期以來關注壯族史詩母題、內涵意蘊等歷時性分析與文化重構的藩籬。就本文而言,他關注的是用于儀式的、口承的民間文學文本的自身結構,體現(xiàn)出文本與語境、共時與歷時并重的研究思想。在結語中,賀大衛(wèi)也指出了《布洛陀經詩》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幾個方面:補充、發(fā)展、完善壯族史詩中的平行式分類;重點關注并重新評估非平行詩行在經文演述中的作用;深入探究唱經中源于壯族本土的詞語,或可建立一部壯族傳統(tǒng)詞對(conventional pairings)的詞典,正如詹姆斯·�？怂�(James Fox)在研究印度尼西亞傳統(tǒng)時所做的那樣。
對賀大衛(wèi)此文的評價,還需放在其學術生涯全過程中進行考量。賀氏此文,可以說是其在二十余年的壯學研究基礎上,汲取過往成果,而后融匯出新的專題研究。也即,賀氏對《罕王》的透徹分析與精辟總結,極大地得益于其對壯族方塊字的搜集整理與分析、對《布洛陀經詩》部分經文(《殺牛祭祖》《招魂》《漢皇與祖皇》)的英譯工作。也是在此層面上,筆者認為,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對口頭程式理論的直接應用,盡管賀氏在表述時,也使用了“平行式”(parallel)一詞,且賀大衛(wèi)曾在早年于中央民族大學開設的講座中坦言,其對平行式的思考,受到詹姆斯·�？怂沟膯l(fā)。
口頭程式理論,亦稱“帕里-洛德理論”,是產生于20世紀的重要民俗學理論之一,由米爾曼·帕里(Milman Parry)、阿爾伯特·貝茨·洛德(Albert Bates Lord)創(chuàng)立,最初與“對‘荷馬問題’做出當代的回答”有關。自1960年洛德發(fā)表《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一書以來,圍繞口頭程式理論逐漸形成一個學科:口頭詩學。至20世紀末,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將其運用于多個地區(qū)、民族的史詩研究中,僅約翰·邁爾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在《口頭詩學:帕里-洛德理論》(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 history and mothology)一書中概述的,就有西班牙傳統(tǒng)(《熙德之歌》)、古代法蘭西傳統(tǒng)(《羅蘭之歌》)、中世紀日耳曼傳統(tǒng)(《杜庫斯·霍蘭特》)等等,甚至有學者將口頭程式理論運用到了《圣經》研究中�？梢�,20世紀下半葉,口頭程式理論在西方學界蓬勃發(fā)展。在中國學界,較早將口頭程式理論運用于中國詩歌傳統(tǒng)的,是臺灣學者王靖獻于 20 世紀 70 年代發(fā)表的《鐘與鼓-<詩經>的套語及其創(chuàng)作方式》(The Bell and the Drum-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這是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博士論文。進入 21 世紀,諸多學者有意識地將口頭程式理論運用于中國史詩或其他民俗事象,如朝戈金對蒙古族史詩《江格爾》的程式句法的研究、巴莫曲布嫫對彝族史詩的研究、陳崗龍對蟒古思故事說唱藝人的研究,都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該理論在中國的應用客體數(shù)量,與中國作為多民族國家所擁有的豐富民間傳統(tǒng)很不相符。
三、安樂博對中越邊境的傳說的研究
斯坦福大學的電子期刊《東亞歷史與文化評論》( Cross-Currents: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曾在2014年6月發(fā)表了一個名為“中越邊境的歷史與故事”的專題,哈佛大學歷史學院的譚可泰(Hue-Tam Ho Tai)教授為這個專題撰寫了簡介。
該專題中,澳門大學歷史系安樂博(Robert J.Antony)教授的《楊彥迪:1644-1684年中越海域邊界的海盜、反叛者及英雄》(“Righteous Yang”: Pirate, Rebel, and Hero on the Sino-Vietnamese Water Frontier, 1644-1684)一文,是近年來為數(shù)不多的將歷史文獻與民間傳說進行對比驗證的研究之一。文章主要探討了楊彥迪離開中國領土后,到達越南阮氏朝廷治下的美湫之前的經歷。盡管對于今天的我們而言,楊彥迪這個名字比較陌生,但他卻是明清易代之際的重要人物,一直以來,楊彥迪的身份被描述為海盜、反叛者、明朝遺民、英雄,他在歷史記載和民間傳說中都具有多重身份。
安樂博以歷史文獻為據(jù),結合中越海境的民間傳說與田野調查,厘清了楊彥迪在北部灣(中越海域邊界)的經歷及當時的大時代背景。時勢的混亂,讓我們很難在北部灣的“清軍或南明軍隊、反叛者、土匪、海盜和當?shù)孛癖g做清晰的劃分”。安樂博通過文獻的梳理,明確指出,史志幾乎無一例外地突出了楊彥迪“逆”“賊”的身份特質。但在中越海域邊界上的欽州、防城港等地區(qū)的田野調查使安樂博發(fā)現(xiàn),民間傳說中的楊彥迪重道德、有擔當,有著高尚的英雄品質,呈現(xiàn)出與史書書寫相背離的趨勢。在對有關楊彥迪的史志記錄、傳說、當代事實三者之間的聯(lián)系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與論證后,安樂博得出結論:“楊彥迪首先是一名海盜,其次是反叛者,最后是當?shù)氐挠⑿邸?他“既是歷史人物也是歷史傳奇”。
安樂博此項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他對兩廣地區(qū)楊彥迪傳說的口頭、文字兩種形態(tài)的形成與傳播的論述,為我們勾勒了一個簡潔清晰的傳說個案流變史。論文前半部分對中越海域邊界的介紹、對明清之際北部灣的動蕩局勢的梳理與討論,體現(xiàn)出作者深厚的史學修養(yǎng)。這篇論文也是將歷史學研究與民間傳說相融合的典范。若今人僅僅依憑史書記載,那么楊彥迪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或許就是一個“海賊”“逆賊”的反面形象,而安樂博的田野調查及其搜集的當?shù)貍髡f證明,至今,北部灣沿海地區(qū)的民眾仍在稱賞楊彥迪的正義、高尚以及他對明朝的忠誠。正如譚可泰在專題簡介中提到的,安樂博此篇論文的更深遠意義在于,它“不僅敦促我們對楊彥迪的身份進行重新認定,對其他在 17 世紀 80 年代清軍入關后從中國進入越南的幾千名中國人來說,也是如此”。在這個案例中,民間傳說的價值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中越邊境的歷史與故事”專題還收錄了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的阮氏芳珍的《跨境新娘:邊境漁村的越南妻子,中國丈夫》(Cross-Border Brides: Vietnamese Wives,Chinese Husbands in a Border -Area Fishing Village);東康涅狄格州立大學歷史學助理教授布拉德利·坎普·戴維斯(Bradley Camp Davis)的《領事視域下的叛亂與統(tǒng)治:改變看中越邊境的方式,1874-1879》(Rebellion and Rule under Consular Optics: Changing Ways of Seeing the China-Vietnam Borderlands, 1874-1879);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武唐倫(Vũ Đuòng Luan)的《邊境礦區(qū)的政治:中越邊境地區(qū)農文云起義中的地方首領、中國礦工和高地社會(1833-1835)》（The Poli-tics of Frontier Miningocal Chieftains,Chinese Miners,and Upland Society in the Nông Vǎn Van Uprising i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Area(1833-1835),探討了中越邊境的民俗、婚姻等多個方面。
四、伊萊對瑤族《過山榜》的研究
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歷史系的伊萊(Eli Noah Alberts)博士近年重點關注瑤族的宗 教與文化,尤其是瑤族文獻《評皇券牒》,他于2011年在《臺灣人類學刊》發(fā)表了《紀念祖先功績:<評皇券牒>中的神話、基模與歷史》(Commemorating the Ancestors’ Merit: Myth, Schema, and History in the “Charter of Emperor Ping”)�！对u皇券牒》是流傳于中國南部、越南和泰國等地區(qū)的一種瑤族文獻,也叫《過山榜》,其歷史至少可以追溯至清初,它在形式和內容上都與古代皇帝的詔書相似。在這篇長論中,伊萊從視覺和敘事兩個方面,對《評皇券牒》的分布、流傳、產生及其視覺特征、地位與權力的聯(lián)系進行論述,并分析了《評皇券牒》中的排序基模,主要包括:盤王形象的誕生、“漂洋過�！迸c盤王的功績、盤古的創(chuàng)造。過去的學者大多認為《評皇券牒》是中原帝國授予瑤族的敕令,伊萊在這篇論文中認為,《評皇券牒》是“原住民的創(chuàng)作,源自地方的瑤族領袖,他們操弄熟知的帝國文本慣例,為自己、族人和家人謀利”�！对u皇券牒》本身經歷了被復制、被珍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實際上包含了瑤族的群體記憶,這些記憶有已去世的,也有仍然在世的人的記憶,被紀念的人曾經為中央朝廷服務,同時也是道教精神世界的象征。
伊萊在結語中提出的幾個問題,或許可以成為今后有關瑤族《評皇券牒》研究的研究方向:追蹤從明代末年到民國時期在各地流傳的獨立《評皇券牒》的微觀歷史,包括這些地區(qū)政府的歷史,以及瑤族對這些政策的回應等等;瑤族與當?shù)匾约翱绲貐^(qū)、瑤族與非瑤族之間的聯(lián)系,還有圍繞盤王崇拜而形成的狂熱崇拜,都值得進一步關注;將《評皇券牒》中對盤王的描繪,與其他材料(如文本、口頭)所反映出的盤王形象進行對比,或許也可以取得令人欣喜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大量瑤族《過山榜》的文獻資源,中南民族大學的何紅一教授對海外瑤族文獻的收藏現(xiàn)狀多有論述,國內學界或可通過海外珍藏的瑤族文獻,進一步加深對相關民間文學、民俗事象的研究。
五、西方學界相關研究的影響與特點
由于語言限制,本文主要查閱近年用英語發(fā)表并在可閱讀范圍內的刊物與文獻,以上所舉四例,仍是滄海一粟,但基本代表了西方學界的研究熱點。這些成果中,已譯介至國內學界的仍是少數(shù),但西方學者在壯族典籍(如《布洛陀經詩》)的研究與英譯、民間故事(如《酉陽雜俎》中的“葉限”故事)的跨國與跨民族分析、口頭傳統(tǒng)(如《布洛 陀經詩》的形式特點)與歷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在國際上也享有盛譽。其中,壯族典籍的英譯,還引發(fā)了國內學者的諸多思考,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主要體現(xiàn)為對民族志英譯理論的探討。
上文提到,賀大衛(wèi)不僅是一位壯族民俗的研究者,他還積極進行壯族典籍的譯介。除了《漢皇與祖皇》外,他的譯著還有《殺牛祭祖》(Killing A Buffalo for the Ancestors: A Zhuang Cosmological Text from Southwest China, 2003年)、《招魂》(Recalling Lost Souls: The Baeu Rodo Scriptures, Tai Cosmogonic Texts from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 2004年)。這三本均為壯英雙語對照的民族志譯作,賀大衛(wèi)的譯作,將他多年的田野調查與研究融入其中,可謂是“翻譯與研究并重”。黃中習對《殺牛祭祖》的成書過程以及賀大衛(wèi)的主要經歷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他還撰文從譯介學視角出發(fā),以賀大衛(wèi)及其譯著為例,對民族志譯者的角色進行了分析,黃中習認為,譯者不僅要理解原文,在將翻譯對象文本化時,還要進行現(xiàn)場儀式的考察與攝錄,此外,還要成為一個“文化搜集者”,利用民族志的工作與研究方法,傳達民族語言文化的深刻意蘊,進行深度翻譯。百色學院外國語學院的陸蓮枝教授在主持“民族志翻譯視角下的壯族創(chuàng)世史詩《布洛陀》英譯研究”項目時,針對賀大衛(wèi)的典籍翻譯著作,發(fā)表了多篇研究論文。陸蓮枝首先分析《贖魂經》的兩個英譯本,對《布洛陀》英譯中的文化傳遞模式進行思考,她認為韓家權《布洛陀史詩》(壯漢英三語對照)和賀大衛(wèi)《招魂》( 壯英對照)對《贖魂經》的翻譯,都經歷了“文化接觸-文化闡釋-文化表征”三個階段,但由于所處的文化背景不同,韓家權的譯作在性質上屬于推介型譯出著作,賀大衛(wèi)的譯作則是研究 型譯入著作。陸蓮枝認為,賀大衛(wèi)的《布洛陀經詩》譯作(包括《殺牛祭祖》《招魂》《漢王與祖王》),“實現(xiàn)了從壯語到英語的直接轉換”,避免了從壯語到漢語,再從漢語到英語的二次翻譯過程中可能導致的誤讀,并且綜合了人類學與民族學、民俗學的理論與方法,將田野調查、全息闡釋、深度翻譯結合在一起,同時“兼顧經文的口傳性、‘活態(tài)’性”�？傮w而言,賀大衛(wèi)的《布洛陀》英譯,“為中國少數(shù)民族典籍英譯提供了新范式”。
由于黃中習、陸蓮枝主要從翻譯理論的視角對賀大衛(wèi)的譯作做出評價,因此對賀 氏在這些譯作中所呈現(xiàn)的對壯族儀式經文的語法、語用及形式特點的分析,以及散見于注解之中的對壯族民俗事象的解讀,評述較少或未涉及,而這一點,恰是民俗學者可深究并從中汲取經驗的內容。
通過細讀近年西方學界對西南、華南地區(qū)民間文學的研究,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現(xiàn)有的西方學界相關研究具備以下幾個特點:
(一)從歐洲古典學到壯族儀式經文研究方法論的建立。賀大衛(wèi)在二十余年的壯 族儀式經文研究中,逐漸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方法論。而其研究思路與方法,是在歐洲古典學、歐洲漢學的浸潤下形成的,與大多數(shù)民俗學者不同,他是從語言學研究進入對民俗學的研究。在從事壯族研究之初,賀氏便明確提出:“如果有人想形成關于廣西社會的任何重要的見解,他就必須正視壯語和壯族問題,而不能因為語言上的困難而認為它不重要或把它擱置一旁�！薄稘h皇與祖皇》一書包含了對壯語的豐富解釋,這些對壯語和方塊字的聲調、韻律、構字系統(tǒng)的解讀,使得賀氏對《罕王》經詩中的平行式的概括更為精準。賀氏在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師從漢學家龍彼得(Pier van der Loon),隨后任職于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亞洲研究院漢學系,目前任臺灣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其在博士期間的研究重點是中國北方的儀式劇、文藝思想,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轉向對壯族的研究。賀氏在多個研究領域(華北道教、儀式劇、壯族語言文字)與研究所之間的轉換,使其得以接觸并吸納不同地域、學派的研究成果,其思想與研究亦具有一定的國際視野,而這一點是本土學者較少具備的。賀大衛(wèi)的學術生命力十分旺盛,在研究過程中,他本人的部分研究觀點也在逐漸發(fā)生改變,例如,在《<罕王>的平行式》一文中,賀氏對早年的一些定論做了自我批判,認為對“漢族-本土”平行式 的重要性“率爾言之是不明智的”;而其對壯族儀式經文的稱呼之變化,也反映出其本人對壯族民間文學看法的改變。在此筆者僅舉一例:賀氏在早年稱部分《布洛陀經詩》 為“經文”(scripture),而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他認為這些經文具有“史詩”的意味,并在《<罕王>的平行式》中稱之為“史詩”(epic prose),簡言之,術語使用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研究觀念的變化或調整。
(二)在現(xiàn)代語境中重新解讀文本,強調田野工作的重要性�！拔谋尽迸c“語境”的 討論,是現(xiàn)代民俗學、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民俗學與民間文學學科的重要關鍵詞,尤其是美國民俗學在20世紀的研究轉型,為美國和中國學界帶來了較大影響。反映在具體的研究中,是對民俗事象的起源與生存環(huán)境及其持有者、傳承者的重視。傳統(tǒng)的灰姑娘研究以故事文本為中心,研究者們常常將其與歐洲的“灰姑娘”故事進行比較研究,進而闡釋中西方異文所體現(xiàn)的兩種文化傳統(tǒng)的異同,而費伊的《灰姑娘的亞洲起 源》一文,以“講述者”為中心,其考察范圍涵蓋壯族學者和非學者群體,從而確保了所得結論的客觀性、公正性,并選取了故事中獨特的“鯉”作為切入點,更多地將這個故事和整個壯族傳統(tǒng)以及印度教、佛教的民間文學傳統(tǒng)中出現(xiàn)的“鯉”相聯(lián)系,進行跨境、跨民族的比較分析,為當前的“灰姑娘”研究打開了一扇新窗。費伊由9世紀的壯族本土環(huán)境拓展至9世紀前后的中國文學、亞洲文學背景,同時援引不同學科的研究成果,來豐富對“灰姑娘”故事的認識。即費伊首先劃定研究的時間、空間范圍,而后在該時空領域中探討故事生成的可能性、必然性。受歐洲古典學熏陶的賀大衛(wèi),與經歷了美國研究范式大轉變的費伊·比徹姆,在研究中都重視文本所生長的環(huán)境,區(qū)別在于,由于研究對象與自身學術傾向的不同,賀大衛(wèi)偏重于從字詞的基本解讀中挖掘文本形式的特點,而費伊更側重講述者對民間故事之形成所產生的影響。這種對“文本”與“語 境”之關系的強調,還突出地體現(xiàn)在對研究過程中進行田野調查的重視。即便是專注 于史學研究的安樂博和伊萊,盡管未在自己的文章中強調田野調查的重要性,但其所資引用的材料,明顯來源于豐富扎實的田野基礎,只是賀大衛(wèi)與費伊的田野調查是出于對儀式經文、民間故事背景信息的需要,而安樂博、伊萊的田野調查更多地服務于歷 史人物的重構、民族史的建立。
(三)對民間傳說在建構史學真實過程中的作用的理性思考。口述史研究在 20 世紀下半葉的勃然興起,使不少歷史學家都將目光轉向了傳統(tǒng)史學甚少關注的“口頭”材料,歷史學者們逐漸從日常生活中尋找史料無法體現(xiàn)的內容。如前文所述,安樂博的《楊彥迪:1644-1684年中越海域邊界的海盜、反叛者及英雄》借助當代活態(tài)的民間傳說,還原了一個更為豐滿的“楊彥迪”形象。該研究不僅是對歷史人物的還原,在方法論層面,也體現(xiàn)出作者是承認這樣一種觀點的:民間傳說在建構史學真實過程中可以發(fā)揮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這種作用的輻射范圍、實際操作與運用的技術性,仍需進一步規(guī)范化。另一方面,史學家對民間傳說的借用,仍是服務于歷史研究,因而其對民間傳說的論述,往往只是一種輔助性論證,與民俗學、民間文學范圍內的傳說研究有著本質區(qū)別。
(四)史詩研究是當前海外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的熱土,口頭詩學理論的應用價值日愈凸顯。就研究內容而言,西方學界的研究目前尚未形成全景式研究態(tài)勢,關注點集中在史詩、儀式經文、民間故事等方面,其中又以流傳已久的古代典籍為重,較少關注當代新生的民間文學。華南、西南地區(qū)的史詩與儀式經文的搜集、整理與研究,一直是海外學者的興趣著眼點,俄亥俄州立大學的馬克·本德爾(Mark Bender)教授對彝族史詩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國內、國際學界都享有盛譽。僅從《口頭傳統(tǒng)》(Oral Tradition)來看,近年海外學者在該刊物發(fā)表的南方民間文學研究數(shù)量日趨增多,主要有馬克·本德爾的《蝴蝶與龍鷹:中國西南地區(qū)的史詩整理》(Butterflies and Dragon-Eagles: Processing Epics from Southwest China),香港中文大學鄧彧(Duncan Poupard)教授的《在口頭與文學之間:納西東巴經文個案研究》(Between the Oral and the Literary: The Case of the Naxi Dongba Texts)等。在《亞洲民族學》(Asian Ethnology),近年 也有許多學者發(fā)表了對中國民間史詩研究的反思,如安妮(Anne E.McLaren)和埃米莉(Emily Yu Zhang)的《重建當代中國的“傳統(tǒng)”民間史詩:文本傳播的原則》( Recreating “Traditional” Folk Ep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s of Textual Transmission)等。在研究華南史詩時,口頭詩學理論的應用價值日愈凸顯。需要指出的是, 費伊·比徹姆的《灰姑娘的亞洲起源-廣西壯族的故事講述者》與賀大衛(wèi)的《<布洛陀經詩>中的平行式:中國南方廣西中西部的壯族史詩》,都發(fā)表于密蘇里大學口頭傳 統(tǒng)研究中心的刊物《口頭傳統(tǒng)》。賀氏對壯族儀式經文進行的語言學、人類學分析,與 帕里、洛德在研究南斯拉夫史詩傳統(tǒng)時所采用的研究思路與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這與我們的傳統(tǒng)詩學中,對民間文學進行文化闡釋與重構的解讀方式大相徑庭。不可否認的是,賀大衛(wèi)的研究,有利于我們在當代更好地認清壯族史詩區(qū)別于其他民族、國家的史詩的特點。費伊·比徹姆則重點強調“葉限”故事的潛在“傳統(tǒng)”,她的研究實際上肯定了“葉限”故事并非文人(段成式)獨創(chuàng),而是有著來自東南亞、南亞的諸多口頭傳統(tǒng)基礎,并且“葉限”故事本身也影響了后來的東亞口頭傳統(tǒng)(如“魚籃觀音”的故 事)與書面?zhèn)鹘y(tǒng)(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同時,突出了故事講述者在故事起源與流傳中的重要作用。筆者認為,通過解決口頭詩學理論在運用到南方少數(shù)民族史詩時所遇到的問題,或許有助于該理論自身的修正與完善。
此外,發(fā)表華南民間文學相關論著的海外學者或研究機構,很少有如賀大衛(wèi)這樣專注于民俗文化領域的學者,值得注意的是,更多學者來自其他學科,如費伊·比徹姆主要從事亞洲文學研究,安樂博、伊萊均來自歷史系。研究主體的擴大化與學科多樣化,有利于拓寬南方民間文學研究的視野,來自于民俗學與民間文學之外其他領域的學者,有時往往能以獨特的視角,打破文學、社會、歷史、民族與民俗研究之間的界限,以廣闊的視野,運用多種理論方法進行比較分析。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他者”的視角為華南、西南少數(shù)民族撰寫民族志,也是當前西方學者的一個研究傾向。
概言之,近年西方學界對華南、西南民間文學的思考與分析,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且開始朝著整體化、學科化的趨勢發(fā)展。他們在歐洲古典學與漢學的熏陶中,在美國民俗學與史學的學科范式轉變的背景下,所體現(xiàn)的國際視野、嚴謹?shù)膶W術論證、深入的學理思考、多學科理論方法的運用,對文本與語境關系的探討、對田野調查方法論的強調、對史料與現(xiàn)代生活的互補研究,都值得國內學者了解與借鑒。盡管西方學界之間、西方學界與國內學界之間的學術背景、所接受的學術傳統(tǒng)有著或大或小的差異,但是他們仍然為拓寬國內民間文學研究的視野、提供多樣化的研究范式做出了重大貢獻。圍繞某一海外學者及其研究論著,追蹤其學術路徑,從中把握海外中國民間文學研究,乃至海外中國民俗研究的學理特點,有望為當前的民俗學與民間文學思考提供有益借鑒。
原文刊載于《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3期，注釋已略去。
文章來源：民族文學學會公眾號 2021年3月3日
ocal Chieftains,Chinese Miners,and Upland Society in the Nông Vǎn Van Uprising i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Area(1833-1835),探討了中越邊境的民俗、婚姻等多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