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專題 | 蕭放 孫英芳：民國時期大學民俗學學科建設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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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專題 | 蕭放 孫英芳：民國時期大學民俗學學科建設述略

原創(chuàng) 北師大民俗學  北師大民俗學  3天前
內(nèi)容摘要：中國民俗學的發(fā)展與大學教育關系密切。民國初年的歌謠學運動發(fā)端于北京大學，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民俗學進入中山大學學科體系，民俗學教學活動開始起步；20世紀30年代是大學民俗學教育的初步發(fā)展期，杭州等地的民俗學活動使民俗學學科意識和學科研究方法得到強化，民俗學課程在國內(nèi)高校廣泛開設；20世紀40年代以西南地區(qū)和解放區(qū)為典型代表的民俗學活動，促進民俗學學科繼續(xù)向前發(fā)展，高校民俗學課程得以延續(xù)。民俗學在民國時期萌芽、初創(chuàng)和建設等關鍵過程中的不斷積累，為新中國成立后學科的繁榮發(fā)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關鍵詞：北大歌謠運動、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杭州民俗學研究、高校民俗學課程


中國向有觀風問俗的傳統(tǒng)，關注民俗采錄與民俗教化式的言論與實踐歷代皆有，但作為學科的中國民俗學起源于20世紀初年，它的發(fā)端與成長與中國大學教育的發(fā)展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本文根據(jù)檔案文獻及相關資料，試圖勾勒民國時期大學民俗學學科的建設軌跡。

一
20世紀20年代中國民俗學學科在大學萌芽

近代以后，中國文化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在內(nèi)憂外患的危機之下，晚清帝國被迫打開了大門，拉開了中國知識分子向西方學習的序幕，形成了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明顯轉向。文化界一些活躍的積極分子在引進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和自由民主精神的同時，也開始重新審視固有的中國文化。在“民主”口號的引導下，他們的眼光開始向下，關注普通民眾，并積極奔走呼號，呼吁建立不同于過去圣賢文化的新文化。在“五四”新文化的歷史洪流中，中國民俗學應運而生。

學科具有學術性的本質(zhì)，因此學科從產(chǎn)生就與大學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作為一門學科，我國教育界學者一般認為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它是學問的分支，即科學的分支和知識的分門別類，是一種發(fā)展、改進知識和學問研究的活動；二，它是教學的科目，是一種傳遞知識、教育教學的活動；三，它有學術的組織，即學界的或學術的組織，是從事教學與研究的機構。本文論述民國時期民俗學學科的發(fā)展歷程，即主要從這三個方面展開。

（一）
北京大學民俗學的發(fā)端

學術界一般認為，中國民俗學發(fā)端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實際上，辛亥革命后，受西方文化理論的影響，魯迅和周作人在留學日本時，即開始對歌謠、神話等產(chǎn)生了興趣，并發(fā)表了一些論述文章。魯迅在1913年12月的教育部《編纂處月刊》上發(fā)表《擬播布美術意見書》中，首先提出建立民俗文化組織的倡議。周作人在1913年12月寫的發(fā)表于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第4號上的《兒歌之研究》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民俗學”一詞，但由于其影響不及后來的歌謠運動，故學術界一般認為，民俗學活動發(fā)端的起點應該是北京大學開始的歌謠運動。

北京大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fā)源地，而歌謠運動正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表現(xiàn)。1918年北京大學發(fā)起歌謠運動，成立了歌謠征集處，也拉開了我國民俗學的序幕。“這是民俗學史上一件大事，它是一個號召書和宣言書，動員全國搜集代表人民心聲的民俗歌謠，宣告了中國民俗學運動的開始�！北本┐髮W歌謠征集處的成立，成為我國民俗學開始的標志。鐘敬文先生也曾論述過：“五四運動的前一年，也是新文學運動的后一年，北大歌謠征集處的搜集和發(fā)表歌謠，是關于民俗文化這門新科學的真正發(fā)端。因為歌謠、諺語本身就是一種民俗現(xiàn)象，甚至于是相當重要的民俗現(xiàn)象，歐洲一些國家的近代民俗學活動，最初大都是從搜集歌謠或民間故事等開始的；其次，歌謠是以活語言表達和傳播的口承文學，同時又是別的許多民俗事象的載體�！薄侗本┐髮W征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發(fā)表3個月后，“所收校內(nèi)外來稿已有八十余起，凡歌謠一千一百余章，由劉復教授選其最佳者，略加詮訂，名曰’歌謠選’”，自5月20日起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fā)表，每日一章。至1919年5月22日，共發(fā)表了征集來的流行于四川、江西、黑龍江、安徽、廣東、湖北、江蘇、直隸、北平、河南、陜西、山東、浙江、云南、遼寧等省市的148首歌謠。

北大的歌謠運動，很快引起了有關學者對歌謠的探索和研究，于是學術界的民俗學研究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報紙雜志作為近代以來的新興媒體，是反映新文化發(fā)展和學術研究動向的前沿陣地。北大歌謠運動開始以后，很快在一些雜志上得到了反映�！侗本┐髮W日報》、北京《晨報》、《少年》《婦女雜志》、《努力周刊》等都關注歌謠的民俗研究，發(fā)表歌謠、童話作品及魏建功、沈兼士、周作人、鄭振鐸、顧頡剛、趙景深等人的相關文章。隨著歌謠運動的發(fā)展，�；莸热顺�議成立歌謠研究會。1920年12月19日，歌謠征集處改為歌謠研究會，專司歌謠征集、整理等事，由沈兼士、周作人負責。北大歌謠研究會成立后就開始征求會員，成為一個有領導、有章程、有會員、有計劃的民俗學學術團體。

北大歌謠研究會最突出的成績是創(chuàng)辦了我國第一個專門性的民俗學和民間文學的刊物——《歌謠周刊》。1922年創(chuàng)辦，從1922年12月17日至1925年6月28日，共出97期。另有《歌謠周年紀念增刊》一本。至97期后并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歌謠周刊》明確地把歌謠納入民俗研究的范圍，在《歌謠周刊》的《發(fā)刊詞》中這樣寫道：“本會搜集歌謠的目的共有兩種：一是學術的（即民俗學的），一是文藝的。我們相信民俗學的研究在現(xiàn)今的中國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業(yè)，雖然還沒有學者注意及此，只需幾個有志未遂的人是做不出什么來的，但也不能不各盡一分的力，至少是供給多少材料或引起一點興味。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要的資料，我們把它輯錄起來，以備專門的研究：這是第一個目的。因此我們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別，盡量的錄寄，因為在學術上是無所謂卑猥或粗鄙的。從這學術的資料之中，再由文藝批評的眼光加以選擇，編成一部國民心聲的選集。所以這種工作不僅是在表彰現(xiàn)在隱藏著的光輝，還在引起未來的民族的詩的發(fā)展：這是第二個目的�！�



《歌謠周刊》上發(fā)表不少研究民俗學的文章，除了對歌謠方言方音、搜集、整理、分類、特點、研究方法以及歌謠在學術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等等進行了探討外，還對孟姜女傳說故事、婚俗、喪俗、歲時節(jié)日、信仰等進行了研究，對推動民俗學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與此同時，北大歌謠研究會還出版了董作賓的《看見她》、顧頡剛的《吳歌甲集》和《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甲集》等作品。

1923年5月24日，北京大學又成立了風俗調(diào)查會并開展了征集風俗物品的活動。北大風俗調(diào)查會是我國現(xiàn)代最初的民俗學機構。雖然它存在時間不長，但它印發(fā)《風俗調(diào)查表》、《風俗調(diào)查會簡章》、《北大風俗調(diào)查會征集各地關于舊歷新年風俗物品之說明》，號召各地進行風俗調(diào)查，征求風俗物品，建立風俗物品陳列室等活動，尤其是派人在北京及其附近進行了幾次風俗調(diào)查，搜集民俗資料，其中1925年5月顧頡剛等幾位北大教授的妙峰山廟會調(diào)查，首開大學學者的民俗學田野聯(lián)合調(diào)查的先河，成績顯著，在社會上產(chǎn)生積極影響，成為現(xiàn)代民俗學活動富有氣勢的開端，也是當時整個民俗文化學興起的一個有力部分，對后來民俗學的發(fā)展影響深遠。



從這一時期的北京大學歌謠學運動和風俗調(diào)查會可以看出，中國早期的民俗學研究是以民間文藝學為開端的。但由于歌謠運動中的一些學者特別強調(diào)歌謠的民俗學價值，使其最終沒有成為一個單純的文學運動，而是向風俗調(diào)查會發(fā)展，成為民俗學活動的內(nèi)容。比如周作人在《北京大學征集近世簡章》中就體現(xiàn)出從民俗學的角度研究歌謠的學術思想。周作人在《歌謠》周刊第10號（1923年3月18日）上撰文又強調(diào)研究歌謠的目的其一是民俗學的，認定歌謠是民族心理的表現(xiàn)，含蓄著許多古代制度儀式的遺跡，可以從這里邊得到考證的材料�！陡柚{》周刊的編輯�；菰谘芯扛柚{上也傾向于民俗學，認為歌謠是民俗學的主要分子，歌謠中有社會的真實寫照，是歷史、地理和方言的最好的材料。從歌謠運動我們可以感知到，五四時期的民俗學者是在新文化運動影響下帶著一種救世的普遍心態(tài)開始他們的民俗學研究的，他們研究民俗學的根本動因在于探尋民族文化的本質(zhì)、根源和共同價值觀念，這觀念貫穿了大多數(shù)民俗學者長期的民俗學研究。

北京大學民俗學課程的開設，不僅是民俗學進入高等教育的開始，同時也是大學服務平民社會文化建設的劃時代事件。

（二）
中山大學的民俗學活動

1926年秋，由于北方軍閥政治的影響，北京大學等處的民俗學運動陷于停頓。顧頡剛、容肇祖等先后到了福建廈門大學，而后于1927年夏又到了廣州中山大學。他們把北大時期開創(chuàng)的、以歌謠研究會、風俗調(diào)查會和方言調(diào)查會為機構的民俗學活動帶到中大，使中大在民俗活動方面活躍起來。顧頡剛、傅斯年主持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工作，并與容肇祖、董作賓、鐘敬文等發(fā)起組織了民俗學會。1927年11月8日，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的民俗學會成立。1928年12月25日，顧頡剛和余永梁草擬的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的《本所計劃書》中關于民俗的部分提出：“一、作兩粵各地系統(tǒng)的風俗調(diào)查；二、西南各小民族材料之征集；三、征求他省風俗、宗教、醫(yī)藥、歌謠、故事等材料；四、風俗模型之制造；五、抄輯紙上之風俗材料；六、編制小說、戲劇、歌曲提要；七、編印民俗學叢書及圖片；八、擴充風俗物品陳列室為歷史博物館民俗部；九、養(yǎng)成民俗學人才�！痹谥猩酱髮W，他們繼續(xù)了由北京大學發(fā)動起來的民俗學運動。由此，中大遂成為繼北大之后的全國民俗學活動中心，在現(xiàn)代中國民俗學史上寫下了不能磨滅的一頁。

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是中國民俗學發(fā)展史上的重要時期，一方面，它創(chuàng)辦民俗學刊物，出版民俗學書籍。1928年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創(chuàng)辦了《民間文藝》周年，后改為《民俗周刊》，先后由鐘敬文、容肇祖、劉萬章主編，發(fā)表了大量民俗學材料和研究文章，并出版了37種民俗學書籍。從發(fā)表的論文和出版的書籍看中山大學此期間的民俗學研究，在之前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和風俗調(diào)查會基礎上有了很大發(fā)展，研究內(nèi)容更加豐富，研究范圍有所擴大，研究水平也有所提高。不僅把民俗學和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社會學相結合，提高了民俗學理論研究的水平，而且重視對廣東當?shù)睾臀髂仙贁?shù)民族民俗的研究，極大地豐富了我國民俗學的研究內(nèi)容。這些都為后來我國民俗學事業(yè)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進行民俗田野調(diào)查。尤其是1928年開始楊成志進行一年多的云南民族民俗調(diào)查，著有《云南民族調(diào)查報告》（1928年）、《云南羅羅族的巫師及其經(jīng)典》（1931年）等，并收買了民族品千余件，為中山大學設立風俗物品陳列室提供了豐富的物品。

再次，值得一提的是，此時期開設民俗學相關課程并有意識地培養(yǎng)民俗學人才。在高校課程體系中設置民俗學相關課程，是促進民俗學學科發(fā)展的重要手段。自北大于1918年開始征集歌謠，國學門設立歌謠研究機構始，民間文學和民俗學類的課程就開始登上高等學校的講壇。到中山大學時，開始有意識地專門培養(yǎng)民俗學人才。1927年4月到6月，江紹原在中山大學為哲學系和英文系一年級的學生開設新課程——《迷信研究》。同時在語言歷史學研究所設置了“民間文學”和“民俗學”兩課。1928年4月23日至6月10日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舉辦了一次民俗學傳習班，專門訓練民俗調(diào)查研究的人才。講課內(nèi)容有何思敬的《民俗學概論》、莊澤宣的《民間文學及教育》、汪敬熙的《民俗學與心理學》、崔載陽的《民俗心理》、劉奇峰的《希臘的神話》、顧頡剛的《整理傳說的方法》、馬太玄的《中印民間故事的比較》和《關于中國風俗材料書籍的介紹》、陳錫襄的《收集風俗材料的方法》、容肇祖的《北大歌謠研究會及風俗調(diào)查會的經(jīng)過》、余永梁的《殷周風俗斷片》、鐘敬文的《歌謠概論》。鐘敬文是這次傳習班活動的主要組織者和操作者，擬寫章程、通告，聯(lián)絡教師，排定科目，借用教室，招收學員，乃至主持開學儀式，都是由他一手操辦。

受到歌謠運動和民俗學活動的影響，國內(nèi)其他地方高校中也開始開設民俗學相關課程。比如1928年國立中央大學社會科學院史地系歷史門課程中有“中國風俗史”的課程，“半年二學分。本學程通考古今民俗之留傳及變化之史跡，凡民族民生民權皆可循而求之，作一系統(tǒng)之觀念�！� 1928-1929年金陵大學中國語文系開設有“歌謠選”，“二學分，講授古今歌謠之有價值者。每周上課二小時，秋季學程，選修�！� 1929年國立成都大學英文學系課程中第一學年開設有必修課“神話學”，每周二小時。

從20世紀20年代民俗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過程可以看出，中國民俗學誕生在文化前沿陣地的高校中，這是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也是民國年間新文化運動的核心領地。民俗學在新文化思想指引下的學術研究中產(chǎn)生，所以從一開始，中國民俗學就與中國的大學教育和學術研究具有密切關系，高校教育和研究的傳承性和連貫性使得民俗學能夠一脈相承。這是民俗學學科在高校中最終能夠發(fā)展起來的內(nèi)在基因。從北京大學的歌謠運動到中山大學的民俗學活動，民俗學作為一個學科已經(jīng)具備了學術研究、教學和學術組織三方面的內(nèi)容，民俗學學科已經(jīng)開始萌芽了。但畢竟民俗學學科興起，各方面的發(fā)展尚不成熟。學者陳燮君認為一門學科的創(chuàng)生有五大指標體系：一是它有特有的學科定義和研究對象。二是它是時代的必然產(chǎn)物。三是有學科創(chuàng)始人和代表作。四是有精心營建的理論體系。五是本學科的科學研究方法。從這五個方面來看，首先，20世紀20年代的民俗學的產(chǎn)生毫無疑問是時代的產(chǎn)物，早期的民俗學者已經(jīng)有了較為明顯的學科意識，這種意識“是不同的學科在人文主義思想和對世界的深刻認識的前提下，強調(diào)民族和民眾的重要性的產(chǎn)物�！� 其次，有了早期的民俗學倡導者和創(chuàng)始人，如周作人、魏建功、劉半農(nóng)、沈兼士、顧頡剛、鐘敬文、容肇祖、董作賓、常惠等，且產(chǎn)生了一定數(shù)量的研究文章；再次，對民俗的性質(zhì)、研究對象、功用、研究方法等做了初步的探討。尤其在中山大學時期，民俗學者對民俗理論的探討較歌謠運動時期大為增加。何思敬、張清水、江紹原、容肇祖、陳錫襄、汪馥泉、楊成志、林惠祥等人都有關于民俗學性質(zhì)、內(nèi)容或民俗特征的論述。學者們“開始認識到遺留物說的局限性，開始把民俗學從民眾知識的‘考古學’改變?yōu)槊耖g文化的歷史學和現(xiàn)實學，開始把民俗學的研究范圍從上一階段的歌謠等民間文學領域，擴大到民間的宗教信仰、習俗和日常生活，更擴大到社會、經(jīng)濟等制度方面�！边@些理論探討，為民俗學學科的進一步發(fā)展做了很好的準備，但此時畢竟處于民俗學剛剛萌芽和發(fā)展的時期，理論的探討尚且不深入，民俗學的理論體系沒有建構起來，民俗學的研究方法多借鑒西方而搖擺不定。

二、、
20世紀30年代民俗學學科的初步發(fā)展

20世紀30年代，中國民俗學在北大歌謠運動、中山大學民俗學活動基礎上有了更大的發(fā)展，民俗學活動的范圍擴大到全國很多地方，以杭州的民俗學活動為代表，民俗學的學科意識增強，民俗學的學科觀念更加深入人心。

（一）
杭州浙江大學等機構推動的民俗學活動

杭州民俗學會活動前后大約有10年時間，以鐘敬文、錢南揚、婁子匡等學者為核心。1928年秋天鐘敬文到杭州后積極創(chuàng)辦民俗刊物，1929年夏，鐘敬文與錢南揚開始在杭州《民國日報》上編發(fā)《民俗周刊》。這是杭州出現(xiàn)的第一個民俗學刊物。1930年春天，鐘敬文、江紹原、婁子匡組織了中國民俗學會。中國民俗學會成立后，創(chuàng)刊了杭州《民國日報·民俗周刊》、《民間月刊》、《藝風》的“民俗園地”和民俗學專號、《婦女與兒童》的“民俗學專號”、《孟姜女》月刊，還編輯出版《民俗學集鐫》兩輯，杭州民俗學會還陸續(xù)出版了民間文化叢書。

杭州的民俗學會雖然成員不多，但其活動卻值得關注，尤其是鐘敬文先生在這期間發(fā)揮了關鍵作用，為中國民俗學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此期間，鐘敬文發(fā)表了一系列具有開創(chuàng)性價值的民俗學論文，對西方和日本的民俗學學說兼容并包，又努力使其本土化，從而造就了他學術生涯中最為輝煌的一個時期，也使他成為重要的民俗學者，他的著述與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民俗學派的形成。比如，1935年11月4日，鐘敬文客寓東京時寫了一篇為《民間文藝學的建設》的文章，發(fā)表在杭州出版的《藝風》第4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上。這是一篇全面闡述他關于民間文藝學學科建設的見解的論文。文中首次提出了“民間文藝學”的概念，“提出了把民間文藝學作為文藝學科中的一門獨立的、系統(tǒng)的學科的構想，并就其對象特點、建立的社會條件、所應采用的方法及主要任務等，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彼�以杭州時期是鐘敬文先生民俗學的學術思想轉變時期，開始從用一般文藝學觀點觀察民間文學轉向用比較科學的態(tài)度去研究民間文學，并接受和運用英國人類學派、法國社會學派等理論考慮這一學科的專門理論和方法。從五四以來的民俗學運動，到學科理論構架的思考和設計，體現(xiàn)出鐘敬文先生民俗學學科意識的不斷增強。鐘敬文的這種轉變在他和婁子匡主編的雜志上也可以體現(xiàn)出來。比如1928年3月《民俗》周刊創(chuàng)刊號中發(fā)表的何思敬的《民俗學問題》，在《民俗學集鐫》第1輯上發(fā)表汪馥泉的《民俗學的對象任務及方法》、樂嗣炳的《民俗學是什么以及今后研究的方向》等文章，都可以看出鐘敬文在民俗學學科學科發(fā)展上的深入思考，想通過樹立和強化民俗學的學科意識，來使民俗學學科向著更加正規(guī)的方向發(fā)展。杭州的民俗學活動，使中國民俗學活動繼中山大學之后向我國東南沿海各省擴展，并影響到四川、廣西等地，推動了中國民俗學事業(yè)的發(fā)展。

鐘敬文先生在創(chuàng)辦民俗學雜志、出版民俗學書籍同時，還身體力行，在浙江民眾實驗學校民眾教育行政科講授“民間文學綱要”，后來又在師范科講授“民間故事研究”。按他的話說：“這是當時國內(nèi)僅有的‘民間文學’教學講堂”。



（二）
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等地的民俗學活動

從1918年北京大學發(fā)起的歌謠運動，到中山大學的民俗學活動，再到鐘敬文等人在杭州組織的民俗學活動，在短短的十幾年時間里，民俗學運動伴隨著民族解放和新文化發(fā)展的時代浪潮，風生水起，在全國各地轟轟烈烈地展開。文化界、學術界對于民俗學的熱情空前高漲，認識和研究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到20世紀30年年代，民俗資料的搜集和研究從最初的星星之火已經(jīng)逐漸呈現(xiàn)燎原之勢。

1.北京大學的民俗學活動
此時的北京由于政治環(huán)境的影響，導致民俗學活動的中心轉移到廣州、杭州，但事實上，在20世紀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北京的民俗學活動依然進行著。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指導學生寫了大量的民俗學論文《鞭策周刊》、《社會學界》《民聲報》都有不少很好的關于社會學、人類學和民俗學的文章。在北京，張江裁先后編輯出版了不少有關風俗的書籍，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出版了一些重要的民俗學研究著作，如江紹原的《發(fā)須爪——關于它們的迷信》、瞿兌之的《漢代風俗制度史前編》、楊樹達的《漢代婚喪禮俗考》、林惠祥的《民俗學》、尚秉和的《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等。

這期間北京民俗學活動中值得關注的事情是北大歌謠研究會的恢復和風謠學會的成立。1935年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決定恢復歌謠研究會，1936年4月4日，《歌謠》在胡適的主持下復刊。1936年2月，北大歌謠研究會決議發(fā)起組織“風謠學會”并通過了《風謠學會組織大綱》。由于抗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風謠學會僅活動了一年多的時間，但先后創(chuàng)辦3個報紙民俗副刊：南京《中央日報》副刊《民風周刊》、北京《民聲報》副刊《民俗周刊》、北京《晨報》副刊《謠俗周刊》，發(fā)表了不少有價值的材料和論文。

2.中山大學、廈門大學等的民俗學活動
這一時期中山大學的民俗學活動也有一定的發(fā)展。1930年，在中山大學編印的《國立中山大學一覽》中對于語言歷史研究所民俗學會、辦理《民俗周刊》、出版民俗學叢書等活動表示肯定。1932年，中山大學還在文學院史學系、社會學系開設“民俗學”的選修課程，二學分。1935年，楊成志留法回國后，恢復了中山大學的民俗學活動，修改了民俗學會章程，編輯出版了大型的《民俗》季刊，至1943年12月�？�，也發(fā)表了不少民俗學文章。

受到北大民俗學活動和中大民俗學活動的影響，20世紀20年代以后，其他各處的民俗學活動也紛紛開展起來。除了雜志上不斷有民俗學文章、出版社有民俗學書籍出版外，各地的民俗學會也紛紛建立。比如1924年陳錫襄組建“閩學會”、1926年秋私立廈門大學開辦的國學研究院等雖然不少地方建立的民俗學會存在時間不長，但對民俗學調(diào)查與研究工作起到了推動和組織作用。

20世紀20、30年代以來各地的民俗學活動以及報刊上發(fā)表的文章、出版的研究書籍，體現(xiàn)民俗學研究向風俗習慣、信仰等方面不斷開展和深入，并對民俗學的基本問題，如性質(zhì)、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任務等進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討，陳錫襄、張瑜、林惠祥、楊成志等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是我國民俗學走向成熟的表現(xiàn)。

（三）
高校民俗學相關課程建設

20世紀30年代，民俗學的研究促使民俗學相關課程在高校的課程體系中獲得較大發(fā)展，不少國立和私立高校相繼開設相關課程，比如“民俗學”、“歌謠”、“神話”等。有據(jù)可查的比如：
1929—1930年度國立清華大學本科中國文學系開設有選修課“歌謠”，（上學期，二學分，每周二小時。）由朱自清講授，“自編中國歌謠講義，分釋名、起源與發(fā)展歷史、分類、結構、修辭、韻律音樂、評價書目等章�！比祟悓W系第四年有必修科目“民俗學”（一學期，三學分，每周三個小時。）“講民俗學原理及采集民俗研究材料之方法�！� “歌謠”和“民俗學”的課程一直在清華大學保持了多年。

1930年江紹原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四年級開了“禮俗迷信之研究”和“宗教史”兩門課。同年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史學系在二三年級開設“中國風俗史”選修課程，規(guī)定為一學期，三學分�！氨緦W程專研中國歷代各地方各階層重要風俗之沿革與其影響，使學者略知現(xiàn)今各種社會風俗之由來，且可了解中國民族性之特點。內(nèi)容以時代為序而注意于各種風俗之（一）發(fā)生之原因（二）遞變之線索（三）遺傳之程序（四）對于民生利病之關系（五）對于民族性之影響。”河南大學國文學系課程中有選修課程“平民文學研究”、“童話研究”、“歌謠研究”。私立大夏大學學程綱要中，國學系有“民眾文藝”課，“一學年，每星期三小時，共六績點。凡關系民眾化之文藝，如民眾自作之歌謠有文藝之價值者或文士之作品有關于民眾者，如詩文詞曲小說等均選授之，其目的在使學生能學習淺易而真摯之文藝，使文藝民眾化，民眾文藝化�！眹�立成都師范大學文理學院英國文學系在第一學年開設有必修課“中古傳奇及神話”，每周四小時。暨南大學文學院史學系開設有“風俗學”和“中國禮俗研究”課程，“風俗學”每周二小時，二學分，四年級選修，并在學程綱要中介紹此課程：“解釋并比較各時期，各地域，風俗之異同，和變遷，并說明所以變遷的原理�！� “中國禮俗研究”每周三小時，3學分，二年級選修。在社會學系學程也開設有“中國禮俗研究”，每周三小時，3學分，三年級選修，并有介紹此課程的綱要：“以社會學的方法，闡釋歷史上社會上中國禮俗制度風俗之形成，及其變化。由周秦以至于現(xiàn)代，作有系統(tǒng)的研求�！�

1931年，青島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學程中有“中國古代神話”選修課，每周2課時，一學年，四學分。1931年山東濟南私立齊魯大學文學院在第三學年第一學期開設有“農(nóng)民文學”，二學分�！埃ň幪枺┤�〇一，本系三年級必修，他系三四年級選修。包括民間歌謠故事及農(nóng)村文藝，提起對農(nóng)村之注意及興趣。”

1933年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史學系開設有“民俗學”課程，“一年級第二學期必修”，在社會學系的選修科目中也有“民俗學”。同年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開設有“神話研究”、“民俗學”、“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的課程。

1931-1932年、1933-1934年廈門大學文學院史學系開設有“中國民俗史”，一年六學分。1931-1931年、1933-1934年、1936-1937年廈門大學文學院社會學系一直開設有“民俗學”課程，半年三學分，在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廈門大學文學院的學程綱要中介紹“民俗學”課程：“研究文明民族之舊風俗，以為改良風俗及考證歷史之助。內(nèi)容分為（一）民俗學：迷信，法術，占卜，婚禮，喪禮，誕生，成丁，故事，歌謠，諺語。（二）神話學：起源，解釋法，種類，研究法。（三）迷信倫：應用科學方法說明迷信之起因，祛除迷信觀念。”

1937年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史學系選修課程中有“民族學及民俗學”，“每周二小時，二學分，史學系社會系共同選修”。同年私立華西協(xié)和大學中國文學系課程中有“中國神話之研究”，（第三學年，每周二小時）。1938年廣西大學文法學院文學系選修課程中有“童話研究”（上學期，每周二小時，二學分）、“歌謠研究”（下學期，每周二小時，二學分）

20世紀30年代民俗學相關課程在高校的開設情況與20年代相比，不僅開設的學校有了很大的增加，并且在課程內(nèi)容上逐漸擺脫偏重文學或歷史的傾向，更加具有獨立性。民俗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觀念逐漸確立起來。

三
20世紀四十年代民俗學學科建設

20世紀30年代后半期到40年代，由于戰(zhàn)爭，國內(nèi)不少高校紛紛遷移，民俗學活動在動蕩不安中曲折發(fā)展。這一時期，民俗學活動值得關注的是西南地區(qū)的民俗學活動和解放區(qū)的民俗學活動。

（一）
西南地區(qū)大學與相關機構的民俗學活動

抗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后北方學校遷移，民俗學者隨之向西南轉移，在相對安定的西南地區(qū)，推動了民俗學研究的活躍和發(fā)展。北平淪陷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天津的南開大學遷到了長沙，組成臨時大學，后在1938年春天又遷至昆明，組成了西南聯(lián)合大學。北大和清華從事過民俗學教學和研究的學者，如聞一多、魏建功、朱自清、容肇祖、徐炳昶等，都隨校到了西南。長沙、昆明、貴州、桂林、柳州、成都、重慶等地匯集了大批的學者，成為中國的學術中心。在大西南此時參與到民俗學調(diào)查和研究中來的社會—民俗學家，“都是在國外受的學科教育，國難當頭激勵了他們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識，表現(xiàn)在學術思想上，他們既接受了西方的民族學理論，又希望把外國的理論與我國的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在研究中，對西方人類學民族學不同學派表現(xiàn)出一種強烈的綜合意識�！碑敃r在西南的不少學者，以科學的田野調(diào)查為強項和特質(zhì)，為民俗學和民族學的研究積累了寶貴的資料，并且他們注意把外來的理論和中國的傳統(tǒng)學術研究方法相結合，吸收人類學、社會學、考古學、訓詁學等相關學科的成果和方法，進行綜合研究。比如抗戰(zhàn)期間，在西南臨時大學從長沙遷往昆明時，一路由200多人組成的“湘黔滇旅行團”徒步向昆明進發(fā)，沿途進行搜集民歌民謠，進行民俗學的田野調(diào)查，聞一多、劉兆吉等都參與其中，最后輯成《西南采風錄》一書。另外，還有戰(zhàn)時到長沙、再遷昆明，1940年后又遷到川南南溪縣李莊的中央研究院的一批學者，對西南少數(shù)民族進行調(diào)查研究，搜集了大量材料。

到達西南的民俗學者積極恢復中國民俗學會，并創(chuàng)辦民俗刊物。1943年冬籌備組織了中國民俗學會。1944年《風物志集刊》出版。在西南地區(qū)，民俗學的學術刊物還有很多，如《風土什志》、《采風》月刊、《國文月刊》、《西南邊疆》、《邊政公論》、《邊疆人文》、《邊疆研究論叢》、《西南研究》等。

（二）
解放區(qū)學校的民間文學教學調(diào)研活動

陜甘寧邊區(qū)建立后，吸引了大批文化人從祖國各地奔赴延安。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邊區(qū)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了適應戰(zhàn)爭需要和邊區(qū)發(fā)展的新文化。1937年11月14日，陜甘寧邊區(qū)文化協(xié)會成立，負責人是成仿吾、周揚、柯仲平等。1938年4月10日，魯迅藝術學院（1940年改名為魯迅藝術文學院）在延安成立。魯藝學者提倡民間文藝的搜集和研究，有組織地派遣學員下鄉(xiāng)，到邊區(qū)各地搜集民間文學作品，尤其是民歌。1938年夏何其芳到達延安，執(zhí)教于魯迅藝術學院，1941年3月6日何其芳被任命為文學系主任。何其芳和張松如（公木）兩人在系里共同開設了一門民間文學課程，并編訂了大量的陜北民歌，后來出版了《陜北民歌選》。此外還有民間文藝相關的雜志，如周文主編的《大眾文藝》及1946年出版的《北方雜志》、太行山文協(xié)創(chuàng)辦的《文藝雜志》等，極提倡和推動邊區(qū)民間故事的搜集工作。在延安創(chuàng)立陜甘寧邊區(qū)大眾讀物社等也出版了一些民間故事和民歌方面的書籍。

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qū)等地的民俗學尤其是民間文學活動，深入到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在向民間文學和文化傳統(tǒng)學習中不斷改造創(chuàng)新民族的大眾文藝，對民間歌謠、民間音樂、民間傳說故事、民間秧歌、民間曲藝、民間戲曲等，進行了搜集和研究，產(chǎn)生了新的陜北說書，新秧歌、新民歌、新傳說故事、新歌劇等，在搜集和改編上都取得了大的成績，使民俗充滿了新的內(nèi)容。比如陜甘寧邊區(qū)文協(xié)于1945年成立說書組，由安波、陳明、林山等組成，專門進行民間說唱文藝的改編創(chuàng)作，以適應新文藝發(fā)展的要求。

解放區(qū)的民俗學活動，它具有鮮明的特色：首先在民俗學的調(diào)查和研究中尤其重視民間文藝，民間文藝資料的搜集整理是民俗學研究的重心；其次重視民間文藝的改造和應用，對傳統(tǒng)文藝進行革新改編后，使之符合解放區(qū)新文藝的政策思想和發(fā)展要求，并把改編后的文藝應用到大眾生活中，在實踐中發(fā)揮其社會作用。所以，解放區(qū)的民俗學活動強調(diào)民間文藝的社會功能，表現(xiàn)出強烈的文藝服務社會的傾向，并且對民俗在現(xiàn)實生活的意義進行了實踐上的嘗試和探討，積累了寶貴的經(jīng)驗。這對新中國成立后民俗學學科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重視民間文藝和民俗學社會價值成為建國后民俗學學科的明顯特質(zhì)之一。

（三）
大學民俗學學科的課程建設

到20世紀40年代，在國內(nèi)多數(shù)有文學院的高校開設了民俗學相關的課程，有的開設在中國文學系，有的開設在社會學系，有的開設在歷史學系。像北大、清華、女師大、中央大學、齊魯大學、山東大學等都曾開過民俗學、民間文學、歌謠學或神話學的課程，一直到全國解放前，雖然中間時有中斷，但也斷而復續(xù)地延續(xù)了下來。根據(jù)現(xiàn)存文獻，20世紀40年代國內(nèi)高校開設民俗學相關課程的情況如：
1941年輔仁大學史學系開設有“中國民俗史”的課程，由張鴻翔講授�！氨菊n講授中國各時各地婚喪節(jié)令之演進，衣食住行之變遷，士風娛樂之動態(tài)，并說明對政治、交通、宗教相互之關系。分篇敘述，俾學者明瞭中華數(shù)千年來民俗實況之梗概。三四年級選修。每周二小時。全年四學分�！蓖�年中央大學文學院歷史社會學系，開設“中國風俗史”選修課。



1943年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課程中有選修課“民族文學”，三學分，每周三小時，三四年級選修。中山大學戰(zhàn)時遷到粵北，在抗戰(zhàn)后期，鐘敬文先生到此任教，直到1947年，“年年講授《民間文學》的課”。

1947年國立清華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系課程中四年級下學期開設“民俗學”，每周三課時，三個學分。同年國立浙江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系開設有必修課程“民俗學”（第四學年，三學分）。私立大夏大學文學院歷史社會學系歷史組開設有選修課“民俗學”。國立山西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國立西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邊政學系在選修課中都開有“民俗學”課程。云南大學文法學院文史學系史學組選修課程有“民俗學”，三學分。

我們從民國文獻中看到的當時大學民俗學相關課程在陸續(xù)開設，雖然并不普遍，但也看出民國年間民俗學課程的不斷發(fā)展。由此為新中國民俗學學科的成立與在高等教育中的二級學科建設，奠定了課程建設基礎。



結語
如上論述，民國年間中國民俗學學科的發(fā)展歸結起來，它主要表現(xiàn)在兩大方面：
一是民俗學活動的興起和發(fā)展有力地推進了民俗學學科的發(fā)展。這個時期的民俗學活動，有其明顯的特點：首先是充溢著民族文化意識。晚清以來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國的積弱積貧和備受欺凌，以及后來的日本侵略，激發(fā)了文藝界民俗學者的愛國情感、民族意識，使民俗學的研究具有較強烈的民族傾向，正是這種精神不僅推動了中國民俗學的發(fā)展，也不斷強化著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人文傳統(tǒng)；其次是進行了有組織的民俗田野調(diào)查，為后來的民俗學研究積累了寶貴資料，為后來的民俗學研究奠定了基礎；其三是多學科、多角度的研究，探討了民俗學的性質(zhì)、內(nèi)容、范圍、價值、意義及研究方法等諸多方面的問題，為民俗學學科的理論研究和學科方法的確立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并以數(shù)量可觀的研究論文和著作為后來的民俗學研究開拓了道路，其學術概念與研究實踐奠定了民俗學學科的學術基礎。

二是民俗學研究背景之下的民俗學課程體系得到初步的構建和發(fā)展。任何學科從最初的產(chǎn)生到后來的發(fā)展成熟，都會經(jīng)歷一個過程。當西方的分科教育體系傳入中國，并在民國高校普遍實行之后，一些已有教學實踐積累或研究基礎的學科很快就適應這種現(xiàn)代的分科體系而發(fā)展起來。而一些新的學科卻相對經(jīng)歷了漫長的萌芽和發(fā)展過程。民俗學學科就是如此。在歌謠運動時，當時積極參與歌謠運動的學者們，并沒有清晰的民俗學學科意識和理念，歌謠雖然屬于民俗學研究的范圍，但歌謠運動更像是新文化運動的組成部分，是文化界構建新文化的一個表現(xiàn)。而到中山大學時，民俗學活動范圍明顯擴大了，不僅搜集民俗資料，更展開了較為深入的民俗研究和民俗田野調(diào)查，學者們對民俗學的認識明顯加深了。到20世紀三十四年代，關于民俗學學科的認識更加清晰。所以，中國民俗學科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是以民俗學的學術研究為動力，它是隨著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而逐漸發(fā)展。由于從事民俗學學術研究學者大多在高校有教學工作，在此基礎上使民俗學走進高校課程體系，并使之在建國后逐漸發(fā)展成為一個獨立的成熟的學科。以學術研究促動課程的設立和課程體系發(fā)展，以課程培養(yǎng)專門的研究人才，學術研究和課堂教學的相互促進，是民俗學學科發(fā)展中的顯著特征。這樣以學術研究為根本動力的民俗學學科發(fā)展歷史，對我們今天的民俗學發(fā)展仍有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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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中國大學教學》，2017年第2期，第47-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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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蕭放，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孫英芳，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學博士。

公眾號總指導：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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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師：賀少雅
【民俗專題】欄目責編：席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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