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黃河改道與中華早期文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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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黃河改道與中華早期文明的形成



摘  要：距今4000年左右，由堯、舜、鯀、禹等領導的多部族參加的洪水治理運動，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過去，學術界對這場運動關注最多的，是治水的成敗得失、經(jīng)驗教訓，認為：共工、伯鯀等用“堵”的方法治水失��；大禹、皋陶、伯益等用“疏”的辦法治水成功。由此引申到政治方面，便是要廣開言路，疏通民意。事實上，這場工程還有更重要的一層意義沒有引起學術界重視，即由治理洪水引起的黃河的改道、九州的劃定，以及由此促成的中華早期文明的形成。它標志著中華文化由五帝時代“多元并行發(fā)展”格局轉變?yōu)橄纳讨苋�代“多元一體發(fā)展”格局；標志著中國大地上眾多氏族、部族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第一次大團結、大融合，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以六經(jīng)傳承、諸子爭鳴為特征的軸心文明誕生奠定了第一塊堅實的遠古文化基石。



關鍵詞：貝殼堤；洪水治理；黃河改道；早期文明



2019年9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量發(fā)展座談會”上指出：“千百年來，奔騰不息的黃河同長江一起，哺育了中華民族，孕育了中華文明”，“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習總書記的講話深刻揭示了黃河在中華文化基因形成、中華文明起源發(fā)展、中華民族交流融合中的重要地位，充分體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在中國實踐中的具體運用。



在人類社會發(fā)展史上，最早的幾個文明古國都是在大河的中下游地區(qū)起源和形成的。比如，西亞的幼發(fā)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孕育了蘇美爾文明、巴比倫文明，北非的尼羅河產生了埃及古文明，南亞的印度河成就了哈拉巴文明、摩亨佐·達羅文明，中國的黃河與長江滋養(yǎng)了中華文明。具體分析這些古文明的內涵特征又有許多的不同。這就需要進一步考察造成這些不同內涵的地理環(huán)境、氣候條件，以及由此所影響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經(jīng)濟基礎、上層建筑等要素。中華文明從五千多年前起源后，一直綿延發(fā)展，從未間斷。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罕見的。這五千多年文明史，是如何起源、傳承、發(fā)展的？這期間有許多具體的錯綜復雜的因素需要深入分析。例如，黃河下游的多次改道，對中華文明的起源與早期文明發(fā)展就產生過重要影響。本文就黃河改道與中華早期文明的形成，以及對相關古史傳說的認識等問題略作探討。至于黃河改道與中華文明的起源及相關問題，容另文再議。



一、夏代以前的三次黃河改道

從地理環(huán)境看，北非的尼羅河是南北走向，西亞的兩河、南亞的印度河則是北南走向。而中國的黃河與長江都是東西走向。這是因為中國的地勢西高東低�！痘茨献印ぬ煳挠枴酚涊d了有關這一地勢特征的神話故事，說古代的共工氏與顓頊氏兩個部落爭奪天下共主。共工氏失敗了，就怒撞天柱，結果“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今天我們看到的黃河由西北急流而下，進入中原大地之后就變?yōu)槠骄徚魈省５�由于東部泰沂山脈的阻擋，到了河南開封一帶，河水便出現(xiàn)兩種可能的流向：或折向東北方向經(jīng)河北平原“北線”入渤海，或折向東南方向經(jīng)淮北平原“南線”入黃海。這兩種流向究竟在什么時候發(fā)生？在19世紀以前我們是無法認知的。20世紀以來，由于地理科學與現(xiàn)代考古學在我國的快速發(fā)展，才有可能使黃河改道的許多神話傳說變?yōu)檎鎸嵖勺R的歷史。



地理學方面，趙希濤、顧家裕等先生通過對河北平原與淮北平原的沿海貝殼堤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黃河南北改道的相關結論。貝殼堤是地質學專門術語，因黃河南北改道而形成。當黃河通過北線由河北平原入海時，黃河會攜帶大量淤積物注入渤海西岸，使西海岸不斷向大海延伸。而當黃河改道由淮北平原入海后，渤海西海岸的內沉淤積物便會出現(xiàn)供應不足的現(xiàn)象，大量細粒物被海水帶走，而貝殼等粗粒物則受海水頂托的影響，繼續(xù)留積在海岸高潮地段，從而形成貝殼堤。當黃河再次改道，重新回到河北平原北線入海后，渤海西海岸因淤積物增多而再向海內延伸，貝殼堤消失，而淮北平原東部的黃河西海岸又形成了新的貝殼堤。



地質學家們從渤海西岸與黃海西岸因黃河改道而交替出現(xiàn)的貝殼堤中分別提取碳14測年樣品，獲得了相應的年代數(shù)據(jù)；據(jù)此分析了從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至夏商周三代的黃河改道情況，結果得出了如下三個變化階段：



1、距今6500年－4600年間，黃河由河北平原入渤海（北線）

2、距今4600年—4000年間，黃河由淮北平原入黃海（南線）

3、距今4000年—2220年間，黃河由河北平原入渤海（北線）



至于距今6500年以前的情況，由于沒有在渤海、黃海西海岸發(fā)現(xiàn)貝殼堤，因而無法進行相應的測年。但根據(jù)浦慶余、韓嘉谷等先生的介紹，大約在距今25000年至距今10000年間，由于海水下降，天津東部渤海底下曾經(jīng)留下黃河古道遺跡。通過對渤海底的黃河古道河邊提供的沼澤泥碳樣進行測定，可推測在距今6500年以前黃河是由河北平原走北線入渤海。



而距今2220年以后，即秦漢至今的情況，據(jù)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等先生的研究可知，黃河一直走北線經(jīng)河北平原入渤海。從秦漢至清咸豐五年（1855），其具體線路為：經(jīng)安陽、邯鄲、邢臺、石家莊、保定等地，最后由天津市入渤海。這期間，黃河一直不流經(jīng)山東地區(qū)。當時，魯西北地區(qū)最大的河流是濟水。后來，黃河在河北平原逐漸南移，入�？谝灿商旖蚨�南移至滄州，這樣就慢慢向山東西北境靠近。直到1855年，黃河終于與濟水合并，而經(jīng)山東東營入海了。



以上地質學方面通過貝殼堤研究所獲得的距今6500年至距今2220年間的黃河三次南北改道的結論，可以得到考古學方面的印證。



在考古學上，距今6500年至距今4600年間，中原地區(qū)的考古學文化主要為仰韶文化，而海岱地區(qū)為大汶口文化。距今4600年至距今4000年間，中原地區(qū)的考古學文化為河南龍山文化，海岱地區(qū)為山東龍山文化。距今4000年至距今3600年，中原地區(qū)為夏代夏族的二里頭文化，海岱地區(qū)為夏代東夷族的岳石文化，太行山以東的豫北冀南一線為夏代商族的先商文化。距今3600年至距今2220年間，中原、海岱、河北、淮北等地均為商周青銅文化。



考古學家們通過對不同時期、不同文化的布局、交流與發(fā)展變化情況的分析，可以對黃河的南北改道做出相應的推測，其結論與上述地理學方面的研究大致相符。其中，山東大學王青教授的系列考古研究論證最為完整嚴密，為認識黃河改道問題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以下即以王青的研究成果為主要依據(jù)，再結合其他學者的研究，略作介紹。



概括起來講，在距今6500年至距今4600年間，中原地區(qū)的仰韶文化與海岱地區(qū)的大汶口文化主要是通過豫東、魯西南及淮北地區(qū)進行交流。在這些地區(qū)，兩種文化相互滲透，連成整體，幾乎沒有間斷空隙�？脊艑W上甚至提出了大汶口文化的潁水類型。這說明，當時的黃河沒有走南線，因而沒有出現(xiàn)因河水泛濫而造成的文化空白地帶。



相反，距今4600年以前，由于黃河走北線經(jīng)河北平原從天津口入渤海，阻斷了海岱地區(qū)大汶口文化向西北、北方的發(fā)展。這期間，大汶口文化在魯西北地區(qū)只發(fā)展到聊城東部的茌平、東阿一線。靠近河北的冠縣、臨清一帶便成了大汶口文化的空白區(qū)。在河北平原，從邢臺、石家莊、保定、滄州一線，既沒有見到大汶口文化蹤跡，也沒有見到仰韶文化的分布，從而造成了文化遺址的空白區(qū)。王青認為：“在河北平原中部形成遺址空白區(qū)的原因，很可能是這一地域的河流泛濫所致，而能造成如此影響的河流只有黃河�！�



到了距今4600年至距今4000年間，黃河不走北線，改由淮北平原南線入黃海，所以海岱地區(qū)在這一時期的山東龍山文化便明顯呈現(xiàn)出由魯中南、魯東南向魯西北、魯北方向發(fā)展的態(tài)勢。在魯北、魯西北地區(qū)，由東而西出現(xiàn)了壽光邊線王、臨淄桐林、鄒平丁公、章丘城子崖、茌平教場鋪、陽谷景陽崗等典型而密集的龍山文化城址。沿這條龍山文化城文化帶再往北、西北方向，在山東東營、濱州、聊城三地區(qū)的無棣、陽信、惠民、樂陵、商河、禹城、武城等縣，還有大量的龍山文化遺址出現(xiàn)。甚至在河北的滄州市、任丘市等地還出現(xiàn)了大批龍山文化遺址。這些文化遺址徹底彌補了此前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在河北平原中部的空白區(qū)。



而且，在魯西北、豫北、冀南地區(qū)，山東龍山文化還與河南龍山文化開始出現(xiàn)整體性的交往布局�！叭缭趯儆诤幽淆埳轿幕�的河南湯陰白營、安陽后崗、河北磁縣下潘汪、永年臺口等遺址中都出土了較多具有山東龍山文化特征的遺物，如鳥首足鼎、鬶、太平底盆、瓦足鼎、高柄豆、圈足盤及各式器蓋等；同時，茌平尚莊等山東龍山文化遺址中也發(fā)現(xiàn)了具有河南龍山文化特征的白灰面房址、陶斝及大量的方格紋、繩紋陶片等。甚至在河北平原北部的唐山地區(qū)，也發(fā)現(xiàn)了具有山東龍山文化特征的遺物……河北平原的南北兩邊能在龍山文化時期發(fā)生文化交流，只能通過河北平原陸路實現(xiàn)。如果當時河北平原中部尚有大河存在，這種交流顯然是很難實現(xiàn)的，因此，說明當時的黃河下游是不走河北平原入海的�！�



到了距今4000年左右，黃河又出現(xiàn)了第三次具有重大影響的改道。正是這次改道，促成了中華早期文明的形成。



二、堯舜鯀禹時期的洪水治理

與黃河改道及其特征

距今4000年左右，在中華文明發(fā)展史上，正是五帝時期中華文明起源的完成，夏商周三代中華早期文明開始的關節(jié)點。有關這一時期的洪水泛濫與黃河下游各部族集團聯(lián)合治水，并使黃河南北改道的波瀾壯闊的場景，在傳世文獻中有較多的記載。



《尚書·堯典》：“帝（堯）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

《尚書·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孟子·滕文公上》：“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

《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于中國，蛇龍居之……”

《山海經(jīng)·海內經(jīng)》：“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

《山海經(jīng)·海內經(jīng)》郭璞注引《開筮》：“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

《淮南子·本經(jīng)訓》：“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國語·周語下》：“昔共工……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鐘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鄣九澤，豐殖谷，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具體分析以上材料，我們可得出如下幾點認識。



其一，黃河改道的原因具有綜合性。



黃河上游為青藏高山，水流湍急。到了甘、寧、陜、晉中游，黃河便攜帶黃土高原上大量的泥沙而下。進入河南及淮北或河北平原后，由于地勢平坦，從黃土高原攜帶下來的泥沙開始慢慢沉積，因而造成了黃河下游的“善淤、善決、善徙”特征。因為泥沙“善淤”，就容易決口，即所謂“善決”。決口多了，就造成洪水泛濫，最終導致河水向不同的方向流竄，即所謂“善徙”。前文討論的距今4600年左右的黃河由北線走改成由南線走，可能就是這樣導致的。



而距今4000年左右的這次黃河改道，泥沙淤積造成河水泛濫是一個方面。還有一個重要方面，便是當時氣候變暖而造成的洪水暴發(fā)�！痘茨献印け窘�(jīng)訓》：“逮至堯之時，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堯乃使羿……上射十日……”《天問》：“羿焉畢日，烏焉解羽？”（《淮南》言堯時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而《莊子·逍遙游》亦稱當時的情景是“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才造成了“洪水滔天”“洪水橫流”“蕩蕩洪水方割”“蕩蕩環(huán)山襄陵”等場景。



總之，我們分析當時的洪水泛濫與黃河改道，首先應該分析其多方面的原因。



其二，時間跨度長，空間場面大。



當時的洪水泛濫曾持續(xù)了很長一段時間，文獻記載經(jīng)歷了堯、舜、鯀、禹四代。如以25年為一代，其前后也應該有百年左右。



而且，這場洪水泛濫的地域大致包括淮北流域以及整個河北平原�！睹献印る�文公》記載其涉及的河流，南邊有“汝”“漢”“淮”“泗”等，北邊有“濟”“漯”“九河”等。



圖片
史前黃河下游泛濫區(qū)



其三，治水的方法由“堵”而“疏”。



大概在淮北平原與河北平原的所有河流都像黃河一樣，有“淤”的現(xiàn)象。當洪水泛濫時，自然會到處出現(xiàn)決口。而初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堵”這些決口�！秶�語·周語下》所記的共工便是用堵的辦法。所謂“墮高堙庳”，就是把高地的土運到低處，把低處堵塞起來以防決口。這種辦法在當時大概是普遍采用的，所以到了鯀的時代仍然繼承了共工的辦法。《國語·周語下》說“伯鯀稱遂共工之過”。韋昭注：“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者，謂鄣洪水也。”關于鯀用堵的辦法治水，在古文獻里有較多的記載�！渡胶＝�(jīng)·海內經(jīng)》記載：“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薄渡袝�·洪范》記載，“鯀堙洪水”。



實踐永遠是最好的導師。由于共工、伯鯀用堵的方法治水不奏效，所以到了大禹的時代，人們從失敗中吸取教訓，改用“疏”的辦法治水�！捌浜蟛�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高高下下，疏川導滯……決汩九川……合通四海�！贝送�，《尚書·益稷》《論語·泰伯》《荀子·成相篇》《韓非子·顯學》《淮南子·要略》等都有關于大禹治水采用疏通的辦法取得成功的記載。正如《孟子·離婁下》所言：“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楊伯峻解釋說：禹的治理水患，就是順其自然，因勢利導”。



其四，治水總趨勢是先淮北后河北，并使黃河由南線入海改為由北線入海。



堯舜鯀禹時期河水泛濫成災，各地都積極治水。但開始的時候大概是部族各自為陣，缺乏統(tǒng)一組織，因而沒有什么成效。至大禹時，開始有了總體組織，并有輕重緩急的戰(zhàn)略思考。



首先，治水的主戰(zhàn)場在淮北地區(qū)。



因為距今4600年至距今4000年之間，黃河通過淮北平原南線入海，所以治水工程首先從這里開始。《山海經(jīng)·海內經(jīng)》《尚書·堯典》《楚辭·天問》《國語·晉語》《韓非子·外儲說》等書都記載，禹的父親鯀用堵的辦法治水失敗之后，被“殛之于羽山之野”。這羽山，據(jù)《漢書·地理志》等記載可知，就在江蘇連云港的東�？h境內，或在山東南部的郯城縣境內。這正好說明當時黃河是從淮北地區(qū)入海，所以鯀在這里治水。



禹也是從這里開始嘗試疏的辦法治水�！渡袝�·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浮于淮、泗，達于河�！笨住秱鳌罚骸绊樍髟桓��！边@說明經(jīng)過治理，淮河、泗水都暢通了�！斑_于河”的“河”，專指黃河，這說明黃河也通達了�，F(xiàn)今的廢黃河古道由西而東經(jīng)過河南的商丘、碭山以及蘇北的徐州、宿陽、宿遷、響水一線，可見淮水在廢黃河的南面。推測“泗水”也應該在廢黃河的南面，即蚌埠東向的“泗縣”“泗洪”“泗陽”一帶。而這里也正是大禹聯(lián)合涂山氏治水的區(qū)域。



《孟子·滕文公上》還說，大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這里的“淮”“泗”即《禹貢》所說的“浮于淮、泗”。而“汝水”又在淮河的上游，即今天河南東南方向的汝水、潁水流域�！皾h水”則又在汝水、潁水的西南方向。這些都說明當時大禹治水是從淮河流域開始的。



其次，大禹治水移到了魯西、豫東地區(qū)。



魯西地區(qū)的皋陶部族積極配合大禹治水�！渡袝�·益稷》記載：“禹曰：洪水滔天，浩浩環(huán)山襄陵……予決九川，距四�！�…皋陶曰：俞！師汝昌言�！薄墩撜Z·顏淵》云：“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史記·夏本紀》記載：“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可見，皋陶參與了舜禹的治水活動。而皋陶部族的活動中心就在魯西地區(qū)。《帝王世紀》記載，“皋陶生于曲阜”。



魯西地區(qū)還有伯益部族，也積極響應�！睹献印る�文公上》說：“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薄渡袝�·舜典》《史記·秦本紀》都說伯益佐舜調馴鳥獸�？傊�，伯益焚燒山林草木，驅散禽獸，也是治理洪水活動的一個方面。徐旭生先生指出，由于洪水泛濫，“平地全成了沼澤或沮洳，自不免有“草木茂暢”的情形。想疏導壅塞，減少它的沼澤，排干它的沮洳，焚薙草木也實在是一種不可少的工作”�！妒酚洝で乇炯o》還說大費“與禹平水土”，“大費”即伯益。又說大禹與益“決九川，距四�！薄２�益的活動中心也在魯西地區(qū)，因為伯益乃皋陶之后，也是嬴姓。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伯翳嬴姓�！�



魯西豫東地區(qū)，《尚書·禹貢》稱之為兗州。徐旭生先生認為“如果詳細考察我國的地形，各代河患的沿革，以及我中華民族發(fā)展的階段，就可以明白洪水發(fā)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兗州”。



最后，治水工作移到了魯西北、豫北、冀南一帶，并使黃河流經(jīng)河北平原，由天津入海。



《孟子·滕文公上》說：“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薄�漢代以后，這“九河”已不能完全考定。清代胡渭《禹貢錐指》說：“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背善皆诮裉旌颖笔『�鄲地區(qū)的成安與廣平之間。胡蘇在今河北滄州地區(qū)的東光縣境。鬲津在今山東德州的北面。鄭玄《詩譜》認為九河在“河間”。徐旭生先生認為漢代的河間國屬于四個縣，“東到今東光縣界，西南今武強縣界。大致這些地方平衍卑塞，水流散漫，為九河流經(jīng)的地方，所以得到河間這個名字”。



孟子所說的“濟”，就是濟水，源出河南濟源縣，流經(jīng)河南北部的武陟、封丘、山東的菏澤、濟南北，由東營入海。而大禹疏通后的黃河則遠在濟水之北�！颁稹睋�(jù)徐旭生先生考證，在今天的德州武陽縣與高唐縣境內。《尚書·禹貢》說禹治理洪水，“浮于濟、漯，達于河”，正是指經(jīng)過大禹疏通之后，濟水、漯水可以通船了，黃河也通達了。



總之，大禹治水以疏通的辦法，由南而北，使得淮北平原、河北平原的各支流都暢通無阻；一些較大的河流如淮河、濟水都使其自行入海。而最大的黃河經(jīng)過治理之后，便由北線入海，沿途各小支流也都匯入黃河。這些就是《國語·周語下》所說的“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鐘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



我們之所以判斷大禹治水使得黃河由北線經(jīng)河北平原入渤海，還有許多其它文獻證據(jù)。



《山海經(jīng)·海內西經(jīng)》：“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入渤海……”

《山海經(jīng)·大荒北經(jīng)》：“大荒之中……河、濟所入，海北注焉�！�

《史記·河渠書》：“于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北載之高地……”



《漢書·溝渠志》解釋“北載之高地”說：“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崩桕枺�即今河南滑縣。徐旭生先生說：“大致可知的，是黃河出山之后所行道比今日的行道略為偏北。從新鄉(xiāng)、汲縣境東北去，過浚、滑二縣境，近濮陽，就往北轉，幾成一南北線，略由今日的滏陽河道、子牙河道，至天津附近入渤海�！�



在黃河北行的沿途各地，還有許多支流匯入黃河。1978年，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發(fā)表《〈山經(jīng)〉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有詳細考證。如《山海經(jīng)·北次三經(jīng)》：“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惫糯�的沁水在今天河南武陟縣，東南流入黃河。《北次三經(jīng)》又說：濝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变克�由今天的河南俊縣南入黃河�！侗贝稳�經(jīng)》又說：“漳水出焉，東流注于河�！闭乃�出于河北的邯鄲涉縣，東流到武安境內而匯入黃河。



譚其驤先生又于1981年作《西漢以前的黃河下游河道》，指出夏商周三代直至漢代的“黃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黃河下游河道見于先秦文獻記載的有二條：一《禹貢》河，二《山經(jīng)》河。這二條河道自宿胥口北流走《水經(jīng)注》的‘宿胥故瀆’，至內黃會洹水，又北流走《漢志》的鄴東‘故大河’，至曲周會漳水，又北流走《水經(jīng)》漳水至今深縣南，二河相同；自此以下，《禹貢》河走《水經(jīng)》漳水東北流經(jīng)交河青縣至天津市東南入海，《山經(jīng)》河北流走《漢志》滱水經(jīng)高陽、安新折東經(jīng)霸縣至天津市東北入海�！�



三、大禹治水成功、黃河南北改道

與中華早期文明的形成

過去，學術界討論較多的是：距今4000年左右堯舜鯀禹治水的成敗得失、教訓與經(jīng)驗。其結論為：共工、伯鯀等用“堵”的方法治水失��；大禹、皋陶、伯益等用“疏”的辦法治水成功。由此引申到政治方面，便是要廣開言路，疏通民意。其中最經(jīng)典的總結是《國語·周語上》召公諫厲王彌謗時所指出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這幾乎成了歷代開明君主的治政綱要，也是典型的中國經(jīng)驗，值得繼承弘揚。



然而，這場治理洪水、改道黃河的偉大工程還有另一層更重大的意義卻一直沒有引起史學界的注意。這就是它的文明史意義。



一百年的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已經(jīng)用大量實物材料從時間的系統(tǒng)性與空間的全面性等方面，充分證明了中國一萬年來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兩大農業(yè)區(qū)的連續(xù)發(fā)展，證明了五千多年來在這兩大農業(yè)文明區(qū)內的“八大文明區(qū)”差不多同時獨立起源。這“八大文明區(qū)”包括：



黃河流域的海岱文明區(qū)、中原文明區(qū)、甘青文明區(qū)。



長江流域的江浙文明區(qū)、江漢文明區(qū)、巴蜀文明區(qū)。



黃河以北的河套文明區(qū)、燕遼文明區(qū)。



在先秦秦漢文獻中，關于海岱文明區(qū)、中原文明區(qū)、江漢文明區(qū)內的古族古國的記載較多。著名歷史學家蒙文通與徐旭生因此將它們總結為“三大集團”：河洛地區(qū)的華夏集團、海岱地區(qū)的東夷集團、江漢地區(qū)的苗蠻集團。



到了五帝時代中晚期，這三大集團中以黃河中游的華夏集團與黃河下游的東夷集團交流最為密切頻繁。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先生因此提出了中國歷史上的“夷夏東西說”。這一特殊階段的歷史表現(xiàn)便是，華夏部族集團與東夷部族集團之間實行“夷夏二頭政權聯(lián)盟禪讓民主制”。這些歷史學上的總結，已經(jīng)得到了考古學上的中原地區(qū)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與海岱地區(qū)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交流、滲透、融合等等方面的印證。



然而，據(jù)文獻記載，五帝時代晚期的“夷夏二頭政權聯(lián)盟禪讓的民主制”最后卻變成了以“夏部族一頭政權世襲的專權制”�？脊艑W上也出現(xiàn)了中原龍山文化持續(xù)發(fā)展為更為先進的代表夏代夏族的二里頭文化，而海岱龍山文化則衰變?yōu)槁浜笥诙�里頭文化的代表夏代東夷族的岳石文化。



是什么原因造成這些變化呢？



過去，歷史學上解釋為夏禹與夏啟父子采取軍事政變陰謀篡權。古本《竹書紀年》說“后啟殺益”，《天問》說“啟代益作后”。此外，《韓非子·外儲說》則敘述得更為詳細：



禹愛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于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于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



考古學上則將夷衰而夏興的原因歸咎于自然災害，認為這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那場大洪水造成了夷夏格局的變化。正如俞偉超先生所指出，“在4000至5000年以前的我國的文明曙光時代，以東方的龍山和東南的良渚文化的光芒最亮，同時期黃河中游的龍山階段諸文化，其發(fā)展水平還不到這個高度。然而，接近距今4000年之時，情況忽然大變。龍山文化突變?yōu)樵朗�文化，良渚文化突變�(yōu)轳R橋、湖熟等文化”�！�4000多年前我國曾發(fā)生一次延續(xù)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災難，應該是歷史事實。當洪水泛濫時，大河大江流域所遭災難，必以下游為重”。“于是，黃河中游的河南龍山文化仍正常的向前發(fā)展，從而最早進入文明時代，出現(xiàn)了夏王朝。如果4000多年前不發(fā)生這場大洪水，我國最初的王朝也許而且應該是由東夷建立的”。



現(xiàn)在看來，以上意見雖然是促進夏王朝建立的若干因素，但肯定不是主要的因素。主要的因素還應該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從社會政治學角度去分析把握。本文認為，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治理洪水并使黃河改道的波瀾壯闊的偉大工程中，以夏禹為代表的夏部族發(fā)揮了組織者、領導者的作用，從而使夏部族成為黃河中下游眾多部落聯(lián)盟的共主，并由此催化了中華早期國家形態(tài)的形成。



前文討論時指出，在距今4000年左右洪水沒有發(fā)生之前，海岱地區(qū)東夷先民所創(chuàng)造的山東龍山文化比中原地區(qū)河洛先民創(chuàng)造的河南龍山文化要先進。當洪水發(fā)生后，首先遭殃的是海岱地區(qū)。按常理，組織這場抗擊洪水并使黃河改道的主體者應該是東夷各部族。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這場人與自然的偉大斗爭過程中，東夷各部族沒有站起來擔當歷史使命，反而是夏部族發(fā)揮了領導者、組織者的作用。



《左傳》：“禹合諸侯于涂山，執(zhí)玉帛者萬國�！�

《荀子·成相篇》：“禹有功……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

《楚辭·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臺桑？”

《繹史》卷十二引《隨巢子》：“禹娶涂山，治洪水，通軒轅山，化為熊。涂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



由以上材料可知，大禹治水曾經(jīng)在淮河中上游“涂山”這個地方召開過動員大會。如今安徽省蚌埠市淮遠縣的淮水南岸仍有“涂山”；在其南麓，還有“禹會村”。這些山名、村名應該就是這一歷史事件的流傳記憶。禹在這里娶涂山女，實際上是聯(lián)合當?shù)氐耐可讲孔骞餐�治水�?br />


在整個治理洪水、改道黃河的過程中，參與的氏族、部族眾多，所以文獻說“執(zhí)玉帛者萬國”。而涂山氏、皋陶氏、伯益氏、橫革氏、直成氏、共工之從孫四岳等，僅僅是其中比較著名的部族而已。治水的范圍遍及豫東、魯西、淮北、河北等廣大區(qū)域，已述之于上。



夏部族在原有“夷夏二頭政權聯(lián)盟禪讓民主制”基礎上，聯(lián)合上述廣大區(qū)域內的所有氏族、部族共同治水，團結一致，增強凝聚力。又分層管理、分工協(xié)作、合理調配人力與物資。在總結以往因“堵”而失敗的教訓基礎上，根據(jù)高高下下的地勢地貌，改用“疏”“導”“決”“排”“注”等方法治理洪水，既豐富了治水經(jīng)驗，又提高了管理水平。最后，洪水終于治理成功，夏部族也在夷夏聯(lián)盟集團中樹立了空前的威信。夏禹夏啟父子如同領導治水時因勢利導一樣，在社會管理方面也因勢利導，實行改革，變“夷夏二頭政權聯(lián)盟禪讓民主制”為“夏族一頭政權世襲專權制”。



夏部族還在此基礎上，南征三苗部族、北屈先商部族、西連先周部族，建立起以中原夏部族為核心的更大范圍的“部落聯(lián)盟共主制”，從而開啟了夏商周三代中華早期文明的新征程�！渡袝�·大禹謨》記載了大舜主持下，大禹在人神共同擁護的基礎上接受天下共主的過程：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饲谟诎睿�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shù)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xié)從，卜不習吉�！�

禹拜稽首，固辭。

帝曰：“毋！惟汝諧�！�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這說明，夏部族成為天下部落聯(lián)盟共主乃是人心所向，歷史必然。



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tǒng)治》中指出：“在東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愿的聯(lián)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治來干預。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zhí)行一種經(jīng)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yè)的基礎�！�



雖然，大禹治水、改道黃河這個偉大的工程，開始是由于黃河泛濫這一自然災難引起的，而不是如馬克思所說的主動進行。但在這個工程中，夏部族確實起到了“政府干預”“中央集權”的作用。如果沒有這場治水活動，那么中華早期文明也許不會如期形成；如果在這場治水活動中，夏部族首領大禹沒有主動聯(lián)合各部族，“會諸侯于涂山”，那么，中華早期文明也許不會由夏族開啟；如果大禹的領導組織工作由皋陶、伯益等來擔任，那么，中華早期文明也許會由東夷部族來生成；如果夏部族與東夷部族都沒有積極聯(lián)合治水，任由洪水泛濫，黃河呈兇，那么，中華早期文明的步伐可能還要推遲；如果當時黃河沒有改道由北線入海，那么，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也許是另一種格局。



這就是大禹治水、黃河改道在中華文明史上的重大意義！



不僅如此，研究中華早期文明的形成，我們還需要在分析夏族大禹在治理洪水、改道黃河過程中發(fā)揮特殊作用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總結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在社會管理方面的經(jīng)驗與效果。這就是“平定水土，劃定九州”，開啟以中原夏族為核心的整個天下多部族共同聯(lián)合體的農耕文明管理模式以及形成華夏文化的同化力、融合力。事實上，古代文獻對此早有高度評價。



《左傳》：“茫茫禹績，畫為九州，經(jīng)啟九道。民有寢、廟……”

《詩·商頌·長發(fā)》：“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

《墨子·尚賢中》：“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而《尚書·禹貢》對夏禹劃定九州的情況作了全面的總結：“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然后敘述其所劃定的九州為：



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



就“九州”的分布范圍看，實際上以黃河中游中原大地的冀州為中心，而以黃河下游海岱地區(qū)為重心，間及長江中下游、黃河上游。這與考古學上所劃定的八大文明圈大致相當。最后，《禹貢》又總結說：“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苯Y果，“九州攸同……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尚書·禹貢》是有關中華早期文明形成的一篇重要文獻。我們應當根據(jù)考古新資料，結合相關理論，從社會學、經(jīng)濟學、歷史學、文明史的角度做出新的闡釋，做出規(guī)律性的總結，從而為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具體生動的歷史依據(jù)。



總之，夏部族領導的治理洪水、改道黃河與平定水土、劃定九州等兩項偉大工程，開啟了中華早期文明的新時代，意義是多元而深遠的。它標志著中華文明由起源形成向早期文明的提升；標志著中華文化由五帝時代“多元并行發(fā)展”格局向夏商周三代“多元一體發(fā)展”格局的轉變；標志著中國大地上眾多氏族、部族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第一次大團結、大融合，從而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以六經(jīng)傳承、諸子爭鳴為特征的軸心文明誕生奠定了第一塊堅實的遠古文化基石。

（注釋從略，詳見原刊）

文章來源：民俗學論壇公眾號  202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