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禮”與舊俗的對峙：民國時期廢歷運動宣傳策略誤區(qū)及其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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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新禮”與舊俗的對峙：民國時期廢歷運動宣傳策略誤區(qū)及其闡釋

摘要

民國初年，陰陽合歷造成歷法運行的淆亂和輿論的不滿。南京國民政府形式統(tǒng)一全國后，致力于歷法改革，將陽歷上升為國歷，禁止國民使用陰歷 ，積極推動改歷運動或廢歷運動。但源于對政府權威的過分自信，在國歷推行過程中，宣傳策略上存在過于突出改歷的政治意義、采用對立思維看待陰歷、對陰歷進行污名化宣傳、對遵行陰歷者進行道德審視等重大失誤，將“新禮”與舊俗割裂，以禮代俗，導致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的二元對立，甚至是暴力沖突。而對傳統(tǒng)習俗的強大軟控力缺乏認知，對民意缺乏尊重，其內(nèi)部也不斷產(chǎn)生分歧和分化，廢歷運動最終不得不歸于失敗。

關鍵詞

民國時期；廢歷運動；國歷；宣傳策略；傳統(tǒng)習俗

一、引言

民國時期是近代中國社會轉(zhuǎn)型的重要時期，在西學東漸思潮裹挾下，中國傳統(tǒng)社會急劇變遷，中西文化沖突、交融與涵化現(xiàn)象加劇。自古以來，“改正朔”問題因其重要政治象征寓意，往往成為新政權優(yōu)先考慮的重大國策之一。1912年1月1日，孫中山甫一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便于次日正式通電各省改用陽歷，“中華民國改用陽歷，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但此時并沒有廢止陰歷，而是陰陽合歷。由于陰陽合歷造成歷法運行的淆亂和輿論不滿，南京國民政府形式統(tǒng)一全國后，便進一步強化歷改工作，將陽歷上升為“國歷”，禁止國民過舊歷新年，引發(fā)了一場全面廢止陰歷的曠日持久的廢歷運動。但因為陰歷不僅僅是一套計時系統(tǒng)，同時也是幾千年傳統(tǒng)習俗的載體，常年積習沉淀，已經(jīng)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廢歷運動并沒有取得如期的成效，廣大民眾對舊歷情有獨鐘，導致民國時期呈現(xiàn)陰陽合歷、新新年與舊新年并行、“陰盛陽衰”等現(xiàn)象，廢歷運動遭遇始未料及的重大困局，最后不得不以妥協(xié)于民間習俗而告終。在這場廢歷運動中，國民政府視陰歷為封建迷信的代名詞，將傳統(tǒng)習俗看成阻礙文明發(fā)展的絆腳石，對西歷不加選擇照搬過來，并作為政令強制推行。盡管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尊崇“以禮化俗”，但其禮必本于俗、源于俗，是生活習俗的凝練和制度化�！岸Y也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因人情而為之者也。人情者何？習慣是也�！边@種脫離中國鄉(xiāng)土社會語境的舶來品之“新禮”，凌駕于習俗之上，必然遭致普通民眾的心理抵制，使“新禮”與舊俗形成對壘。對國民政府來說，這是一場虛妄的、無形的、也必然失敗的對壘，盡管“新禮”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作支撐，遵從舊俗的只是普通百姓，但習俗深植于廣大民眾的心靈土壤，其堅韌性、持久性、滲透性更強，在這場自戕式的消耗戰(zhàn)中，廢歷運動最終慘淡落幕。

對于民國時期的廢歷運動，研究成果比較豐碩，左玉河、湛曉白兩位用力尤勤，前者關注歷法制度的演變及廢歷運動中官方與民間“二元社會”的對峙，后者關注科技史和文化史中改歷風潮、知識分子陽歷認知及《中華民國生活歷》對廢歷運動的價值糾偏，張志明關注近代歷法曲折演進，吳燕關注報刊雜志對“廢歷”概念的建構，王桂妹關注以《新青年》為陣地的知識精英的“過年”言論及行為，方瀟關注中國傳統(tǒng)歷法的艱難轉(zhuǎn)型，呂文浩關注知識分子對廢歷運動的態(tài)度及廢歷運動對其生活方式的影響，劉力關注政令與民俗的關系，許冠亭關注上海總商會這樣一個重要商業(yè)社團組織在推行國歷運動中的妥協(xié)與抗爭，等等。當然，盡管圍繞民國廢歷運動相關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但仍然存在研究的薄弱點，如官商報刊雜志的宣傳策略及其對廢歷運動的影響，學界關注并不多，因此，筆者擬從廢歷宣傳策略誤區(qū)的角度來探討民國政府廢歷運動失敗的深層原因，并立足民間來分析民俗對政令推行的抵制、消解作用，以期為學界持續(xù)深入研究此問題提供一個參考維度。

二、深陷虛妄之陣：民國時期廢歷宣傳之誤區(qū)

民國建立前夕，孫中山意識到“崇正朔”的重大意義，具有超前的政治敏銳性，認為改用陽歷，是革命成功后向世界文明各國看齊的第一件重大改革，但即便如此重要，因習慣、習俗的強大軟控力，其主張在高層內(nèi)部也未能達成一致。陰歷辛亥十一月初八日，馬君武、王有蘭、王竹懷等代表赴滬迎接海外歸來的孫中山，孫即提出此倡議，其他同人對此甚有疑慮，“此問題關系甚大，因中國用陰歷，已有數(shù)千年的歷史習慣，如毫無準備，驟然改用，必多窒礙，似宜慎重”。翌日返寧的代表在代表會上報告了與孫中山的接洽經(jīng)過，談到改歷問題，亦爭辯甚烈，“于改用陽歷一節(jié)，主張暫時不改者為多，辯論甚久，莫衷一是”，在馬君武強調(diào)孫中山對此事持態(tài)度堅決時，才勉強獲得通過。但最后經(jīng)參議院討論，再一次“打折扣”，通過了貫穿民國始終也是歷改“病源”所系的陰陽合歷的歷法，相關內(nèi)容有四條：“一、由政府于陰歷十二月前制定歷書，頒發(fā)各省。二、新舊二歷并存。三、新歷下附星期，舊歷下附節(jié)氣。四、舊時習慣可存者，擇要附錄，吉兇神宿一律刪除�！睂�歷改事宜，不僅中央政權內(nèi)部有分歧，地方政府更是消極對待。南京臨時政府建立不久，廣西來賓縣縣長何永福、士紳翟富文便以“中西風俗，歷史迥異，改從陽歷，關系國粹農(nóng)時”為借口，對之推諉搪塞。銀行、商會也以陰歷除夕為結算日期對改用陽歷有所遲疑。袁世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tǒng)后，雖然發(fā)布公告遵行南京臨時政府期間推行的陽歷，并發(fā)布《臨時大總統(tǒng)命令》，但落款則陰陽歷年月并署，這種遵行陽歷而不廢陰歷的舉措，導致社會上下層的分歧，形成了歷法問題上的“二元社會”格局。在此問題上，有人借“官國”、“民國”來批評此種奇異現(xiàn)象，《大公報》評論道：“今年之新年，只可謂官國二年，不當謂民國二年，以慶賀者只有官場，于人民無與也。”

南京國民政府形式統(tǒng)一全國后，為繼承總理遺志，彰顯政府權威，1928年即推行“廢除舊歷、推行國歷”的運動，將陰歷視為禁止的“廢歷”，而將陽歷提升為“國歷”。但在推行過程中，仍然困難重重，“對于國歷，除官廳照例表示遵行外，一般社會，幾不知國歷為何事”，這極大地刺激了國民政府，挑戰(zhàn)了政府權威，以致于在推行過程中采取了不少過激行為。在廢歷運動中，政府無形中自我構建了一個虛妄之陣，將官方與民間置于“對壘”的態(tài)勢，盡管國民政府掌握權力，可以依靠強制力量一時壓制下層群眾的行為，但賡續(xù)幾千年的傳統(tǒng)習俗，其運行慣力極為強大。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又會將淪陷的“陣地”不斷收復，如同一個彈簧，壓得越緊，反彈得力量就越大。因此，直到1949年南京國民黨政權傾覆，廢歷運動也沒有取得如期的成效，也沒有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成功。筆者認為，這和國民政府主導下的宣傳策略緊密相關，報刊雜志在宣傳中存在明顯的誤區(qū)，主要問題有：
（一）過于突出改歷的政治意義
民國初創(chuàng)，孫中山推行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陽歷，實為革故鼎新、除舊布新、吐故納新的重要措施。孫中山一貫主張學習外國長處，尤其是科學技術，注重“國際互助之益”、“去人之長，以補己之短”，但相對于其他方面，他更強調(diào)改歷的政治意義。辛亥革命勝利后，孫中山剛從海外抵滬和馬君武、王有蘭等代表討論國家政體時，便強調(diào)改歷為革命成功后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從前換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現(xiàn)在推倒專制政體，改建共和，與從前換朝代不同，必須學習西洋，與世界文明各國從同”。無疑，他將政治革命的重大變革意義同樣賦予在歷法變革上，但是歷法不僅僅是朝代更替“改正朔”的載體，它更是廣大民眾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西方盛行的陽歷，是一套全新的歷法系統(tǒng)，在中國沒有歷史根基和群眾基礎，其變革完全超越了歷法本身的意義，因此這個過程必然是緩慢的，需要徐徐推進的�！拔覈�既用陽歷，迄今十一載，而大多數(shù)人民之行用陰歷也如故。即改用新歷，其不能奏效于一旦也亦意中事。即在歐洲欲推行格力圖萊歷于英國猶須時一百七十余年，至于希臘俄羅斯雖至歐戰(zhàn)以前，仍用泰西舊歷（即裘良歷）。先入為主，中外如同一轍也�！敝�名氣象學家竺可楨認為改用陽歷不能奏效是“意中事”，歐洲各國推進歷改都是一個緩慢過程。至北洋政府時期，在遵行陽歷的同時亦不廢除陰歷，實際上仍是奉行陰陽合歷，這種雙重歷法可以被視為是歷改的過渡階段，但由于歷法運行的淆亂，媒體則從政治高度對之大加鞭撻，《大公報》甚至抨擊此為“國恥”，“本國國民不知奉本國之正朔，其為國恥尤大也”。
南京國民政府形式統(tǒng)一全國后，打著繼承總理遺志的旗號，大張旗鼓開展廢歷運動，將廢歷與帝王專制思想聯(lián)系起來。1928年《中央周報》發(fā)布了《實行國歷宣傳大綱》，在總結國歷的優(yōu)點和實行國歷便利的基礎上，分析了實行國歷的影響，其中之一即是“絕滅帝王專制思想”，“舊歷之元旦，即滿清所奉之正朔，慶祝舊歷的元旦，何異為帝制運動開擁護大會？……并且圣世王朝所舉行之‘元宵鬧燈’、“立春打�！保�種種無謂的迷信舉動，仍在社會中普遍的流行……采用新歷，可以絕滅帝王專制思想，而為民國加一重保障也”。作為中央黨報發(fā)布的推行全國的一個大綱，竟將‘元宵鬧燈’、“立春打�！钡葌鹘y(tǒng)習俗一概貶斥為迷信舉動，無疑過于輕率、粗率，對傳統(tǒng)習俗缺乏基本的尊重和認知。大綱在最后呼吁廣大民眾“敬遵總理遺志普用國歷！善用國歷，是新中國的曙光！廢除不科學的舊歷！完成國民革命！”，上升到國民革命的高度來看待改歷問題，顯然將歷改和政治捆綁起來。文章最后列出了15條宣傳標語，其標語也反復突出廢除舊歷的政治意義�！把赜门f歷，就是奉行滿清的正朔，也就是民國的叛徒！”這種粗暴的政治口號，讓人不寒而栗。當然，突出改歷的政治意義，將廢歷與帝王專制思想聯(lián)系起來進行宣傳并不僅僅局限于黨報，一般報刊雜志亦然�！冬F(xiàn)代社會》曾刊載一篇《廢歷不廢》的評論，作者態(tài)度更為激進，直接批評當局廢歷不徹底，“既要廢除，就應該廢除個徹底。譬如一九一一年的革命，目的在推倒清廷，但是打倒了宣統(tǒng)并不能就說是達到了革命的目的，進一步，必須把清政府的一切政制及其他含有封建意味的附屬品都全盤推翻才行，不如此便不得謂之革命。當局要廢止陰歷，自然是件值得稱贊的事，然而要廢止，就得從根本做起，陰歷固然從此不得再用，關于陰歷過年時的許多無意識的舉動，也應該連帶地一掃而光。但是，事實竟不然。當局的目的只要從陰歷搬到國歷便為滿足，好像宣統(tǒng)雖然跑了，后來的大總統(tǒng)們的民主政府仍不妨襲用宣統(tǒng)的老套”。在作者看來，陰歷是清王朝的附屬品，歷改要從根本做起，就得將陰歷等“一掃而光”，否則就是不革命。


當然，還有的宣傳更為出格，將節(jié)日行為上升為政治審判，將老百姓看成是“反革命”，“可是，事實并不這樣，政府機構雖廢，那反革命的老百姓不管一切，依然偷私的依然是爆竹一聲，桃符萬戶。雖然沒有人在文字上反對，但私人談話，無不怨政府為多事者，此反革命之見解，卻非忠順民眾所應有�！薄睹駠�日報》一位署名“仲雍”的作者，更是提出“社會沿用廢歷，實是中華民國的叛賊”的觀點，這種宣傳無疑太過火，超出了應有的界線。
（二）采用對立思維看待陰歷
“自20 世紀初年帝制的傾覆，到20世紀20年代北伐成功建立南京國民政府，‘革命’與‘進步’成為20世紀上半葉最重要的敘事線索。在這一背景下，處于‘革命’與‘進步’對立面的‘守舊’觀念與行為以及亟待革除的社會陋習因此成為這一敘事線索中不可缺少的角色�！痹凇案锩�”與“進步”高揚的語境中，所有遠離“革命”與“進步”的東西都將被視為國民革命的阻擾或前進的障礙物，對立思維在宣傳中尤為凸顯。民國時期報刊雜志一般都將陰歷視為舊的、過時的，這種定位源自孫中山。對待陰歷，孫中山終其一生都沒有擺脫“崇正朔”的理念，十分注重推行新歷的政治意義和革命意義。而這種“崇正朔”的理念及推行新歷的意義又融入了西方進化論思想，將陽歷和陰歷、新新年和舊新年看成是二元對立的，陽歷、陰歷分別歸屬于共和國家和專制國家，賦予歷法以政治附屬品屬性，這種對立思維對廢歷運動的推進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拔覈�甚崇尚陰歷新年，對于陽歷新年反淡然漠視焉。須知陰歷新年與陽歷新年有分別，其分別安在？即新舊之分別也。民國十一年來，人民尚崇尚舊新年，不注重新新年者，是尚未能脫離舊觀念，未能脫離舊思想者也。國家進化由野蠻而進于文明。人類亦然，由無知識而進于有知識，脫離舊觀念，發(fā)生新觀念，脫離舊思想，發(fā)生新思想。諸君今日當打破舊觀念、舊思想，發(fā)生新觀念、新思想。新新年為民國的新[新]年，為共和國家的新年；舊新年為君主時代的新年，為專制國家的新年�！薄睹裼言聢蟆芬黄�文章，便承繼或沿用了孫中山對于陰歷陽歷的觀點，“這個陰歷，就是專制時代的帝王，要人民崇拜他而行的一種日歷，所以這種日歷既然陳舊，而且是一種專制時代的日歷。吾們共和時代的民眾，如果用專制時代的日歷，便是放棄共和人民的資格，過專制時代的日歷的新年，便是人民放棄享受國民的權利的新年”。為了突出過陽歷新年的意義，作者將陰歷看成是陳舊的、專制時代的產(chǎn)物，是和陽歷、與共和直接對立的，非此即彼，兩者之間無法調(diào)和。
（三）對陰歷進行污名化宣傳
為更好推動改歷，官商報刊雜志往往用污名化的宣傳手段，將陰歷乃至一般習俗和迷信、賭博、浪費等陋習捆綁起來�！霸S多不良的風俗習慣，是寄生在廢歷年的，最顯著的事實如迎神賽會，演戲酬神等等，都是與廢歷有密切關系的；就是許多建設事業(yè)，也都是因為民眾們狃于廢歷的惡習而不容進展……我們是中國人，應該大家一致的使用陽歷打倒陰歷�！痹谛麄髦校�有時將陰歷和迷信直接對接起來，在《實行國歷宣傳大綱》的宣傳標語中，有好幾條標語都是直指陰歷的迷信屬性，如“舊歷是一本陰陽五行的類書，迷信日程的會典，我們要破除迷信，就要廢除舊歷，實行國歷！”“迷信是國民革命進程上的障礙物，舊歷是迷信的參謀本部，我們要完成革命的工作，就要廢除舊歷，實行國歷！”等等。知識階層并沒有深入分析神靈祭祀出現(xiàn)的原因，也沒有辯證看待其價值，而是直接將舊歷視為迷信的載體�！爸袊�舊歷上，不但有迷信的節(jié)氣——神佛的誕辰……我國的舊歷，不但是一種不科學的不準確的歷法，并因是一本陰陽五行的類書，迷信日程的會典�！痹谛麄髦校�陰歷還被認為是賭博的載體，“在廢歷新年中，賭風之盛，已成普遍的現(xiàn)象……在現(xiàn)在訓政開始，建設方殷，這種障礙社會進化的賭風，若不及時取締，的確是革命社會的污點，人類生活上的危險品”。禁賭自然是好事，但和陰歷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聯(lián)系。廢歷還被認為是迷信衍生的溫床，因而民間信仰活動也為上層社會所指摘，并被視為違法之舉。玉田縣因為執(zhí)行查禁廢歷不力，被嚴厲批評，“即以印刷違反國歷及引導迷信之門神靈什一項，未能切實查禁……引導迷信之印刷品、如財神像、天地紙、大金灶、門神、勾子手等，虛無縹緲之紙像、在各處賣、實不啻提倡迷信之的鵠，據(jù)以上之考查，倘不嚴加禁止，難收國歷推行之效果，更難期迷信之破除”。不僅僅迷信被視為陰歷的“罪惡”，廣大民眾及其舊歷年消費活動也被看成是一個重大污點。“過年是莊戶人家一年最快活的時候……變成敬鬼拜魔的日子，每年在這上面花的冤枉錢簡直沒有數(shù)，有的人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卻甘心把用血汗賺來的幾個錢，花在燒香燒制上，您說又多么無意思！”此種說法雖有一定意義，因為廣大民眾生活在亂世，生活很清苦，確實應當將有限的錢花在改善生活上，但民間為什么熱衷燒香燒紙祭拜神靈，只能求之于信俗。無疑，社會動蕩，戰(zhàn)爭頻仍，老百姓經(jīng)歷太多的黑暗、苦難，禮尤其是“新禮”太遠，缺少人情溫度，只能祈之于神靈，以求得心理的慰藉。對于傳統(tǒng)中元節(jié)的祭祀，報刊雜志往往忽略其社會、文化、精神價值，卻只看到了其浪費。“每年此月不知浪費金錢多少……對于看不見摸不著于我們的生活又是絲毫沒有關系的鬼，每年的卻化這么多的錢去孝敬他，實在是太不值得了”相關的文章還有《節(jié)省新年中的浪費》《節(jié)約春節(jié)中的一切浪費之商榷》《提倡正當娛樂》等。

“在廢除舊歷運動中，西歷被定為‘國歷’，而舊歷則被稱為‘廢歷’；同時，在當時以‘革命’與‘進步’為線索的社會情境之下，‘廢歷’還被附載了不屬于它的內(nèi)容和意義，使之與‘廢歷’成為一體，從而實現(xiàn)對舊歷的污名化。”這種污名化顯然并沒有多少合理性，因為廣大民眾尤其是農(nóng)民，經(jīng)過一年的辛勞，過年是他們難得的休息時間，且這個時段符合自然的節(jié)氣，屬于冬末萬物凋敝的階段，過年熱鬧熱鬧，實是一種心靈慰藉，是祈求除舊迎新、萬象更新，期望來年有一個好收成，來年生活更有盼頭。

（四）對遵行廢歷者進行道德審視

民國時期廢歷運動，政府為先導，學界、商家緊隨其后，而廣大民眾卻無動于衷，署名為“秀”的作者對此甚為鄙視，“惟愚夫愚婦，以舊歷為數(shù)千年之古例，而不稍思其利弊，即曉以大義，亦不能醫(yī)其頑固之頭腦，而使之深信無疑也。故上行下效之言，非對于愚夫愚婦言之也”。在極度詆毀一番之后，作者用商鞅變法的事例，說明只有通過嚴刑峻法才能讓人民畏法，并推動頑固頭腦更新，由此，他給出了自己的建議，“故今日欲行新歷而廢舊歷，非以刑罰不為功。若對于敢行舊歷者，始則勸導，中則責罰，中則嚴刑。不貪利，不徇私，賞罰分明，上下一體，如是豈有尚敢行舊歷者乎。夫螞蟻尚且貪生，而況人類，豈忍因此小舉而喪生命乎”。作者贊同嚴刑峻法懲罰遵循廢歷的民眾，這顯然是濫施淫威的過激主張，因為遵行國歷與否，屬于民眾的生活行為，并非違法行為，以禮代俗乃至以法祛俗，則只能適得其反。對于提倡國歷的宣傳，還有的作者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點，站在啟發(fā)民智的立場，視廣大民眾為被拯救被改造的對象，對其進行道德審視，“須知破除廢歷便是參加國民革命的一種工作，你們都是很革命的愛國民眾，定能接受我這個公告，我很希望你們堅決地聯(lián)合起來！將專制時代遺留下的障礙物——廢歷——依然丟去！大家都從今日起，一致去實行國歷，才不愧為中華民國的國民！”也有心平氣和的“交流”，要廣大民眾站在國家立場出發(fā)看待國歷問題，對其進行道德捆綁，“我們都只要自己息心靜氣地問問良心，我們做國民的太慚愧了。自己的國家建設后已有十二年的歷史，可是我們做國民的連‘國歷’都還不能普遍地采用，未免太可恥了�！�

    當然，這種道德審視或道德捆綁，需要從源頭抓起，故而有些作者開始從小孩子的教育上做文章，“但是如果是一個有志氣的小朋友，一個真正愛國的小朋友，他一定不要過這個無恥的廢歷新年……所以，小朋友呀……同時你們再進一步聯(lián)合同學一塊出去宣傳，使大家知道國歷新年是真正的新年，廢歷新年的存在是一種恥辱”。要求小朋友們在舊歷新年時像平常一樣讀書作事，否則貪圖一回歡樂，那是沒有出息的壞孩子的行為。其用心可謂良苦，但顯然并非妥當合理的宣傳方式。
改歷問題本來屬于長久的事業(yè)，且屬于廣大民眾生活方式，只能通過教育的手段，但官商報刊雜志采取了各種矯枉過正的手段，將廣大民眾置于被改造被審判的地位，而且更為過火的是，在實際行動中，地方政府以法祛俗，動用國家機器強制人們遵從“新禮”，在舊歷新年期間有的地方還出現(xiàn)了警察在茶寮酒肆搜查、撕老百姓門上對聯(lián)、拘捕販賣舊歷小販等阻止人們過年的過激行為。無疑，國民政府廢歷運動中的過激行為，客觀上加劇了禮俗沖突、社會對立，導致了歷法問題上“二元社會”的形成，使上層社會（采用陽歷）——政府機關、學校、民眾團體、報館等和下層民眾（沿用陰歷）——廣大的農(nóng)民、城市商民等形成對峙，但這又是一個虛妄的無形之陣，表面上是上層社會與下層民眾的對壘，但實際上是“新禮”與傳統(tǒng)積習的真正較量。以國民政府為代表的上層社會，以禮代俗，以禮摒俗，乃至以法祛俗，造成禮俗的分裂、沖突�！靶露Y”在經(jīng)歷了一次次自戕式“搏殺”后，才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習俗雖貌似軟弱但其實很強大，于是悵然、茫然，不得不敗下陣來，因為面對循規(guī)蹈矩的巨大暗流，面對積淀幾千年的傳統(tǒng)習俗，國家機器的強制力量顯得剛硬有余而韌性不足。

三、正視古舊之俗：國民政府廢歷運動困局的反思

宣傳是一場無硝煙的戰(zhàn)爭，宣傳策略欠妥或宣傳失誤，將直接降低或消釋宣傳成效，影響宣傳主體的公信力或權威力。民國時期的廢歷運動，國民政府將“新禮”與舊俗對立，構建一個虛妄之陣，上層社會、“新禮”沖鋒陷陣，左奔右突，在一場被淹沒的戰(zhàn)爭中進退維谷，自戕消耗，面對自我構建的軟弱卻又強大的“敵人”，疲敝不堪，最后不了了之，廢歷運動以失敗告終。

這場廢歷運動，是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的較量，也可以說是大傳統(tǒng)與小傳統(tǒng)相互影響的一個有力例證。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芮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認為：“在某一種文明里面，總會存在著兩個傳統(tǒng)；其一是由為數(shù)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們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種大傳統(tǒng)，其二是一個由為數(shù)很大的、基本上是不會思考的人們創(chuàng)造出的小傳統(tǒng)。”他認為兩個傳統(tǒng)是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的，存在沖突、共處和互動等關系，大傳統(tǒng)被公認為更先進，具有權威性，而小傳統(tǒng)是被官方忽略的，但是兩者關系又是互動的，“那些大傳統(tǒng)在它們各自進化的過程中一直在影響著它們各自的社會，同時也一直被數(shù)以千百萬計的小小老百姓的思想和行動所影響著”。民國時期廢歷運動，雖然政府可以動用行政力量，禁止底層民眾遵行陰歷，但這種強制力量看似強大，面對千年積淀的民俗力量，在與古舊之俗的較量中，往往會“無的放矢”，找不到準確的打擊目標，而在這種持久的對峙或消耗中，政府不得不妥協(xié)。“由于政府利用行政勢力強行推行，往往會收到短期的成效，但卻無法持久，因為這種自上而下的變革，必然受到社會下層的消極抵制。下層民眾傳統(tǒng)習慣的強大與頑固，往往超出當政者的想象，它對上層社會的影響是無形的、持久的、深厚的，經(jīng)常會迫使社會上層逐漸改變激進行為，采取妥協(xié)與調(diào)適的態(tài)度�！币簿褪钦f上層社會通過行政力量對下層社會的影響是短暫的、表層的和強制性的，而下層社會通過民俗對上層社會的影響則是持久的、深刻的和潛移默化的。

國民政府的廢歷運動，力度可以說是非常大，在執(zhí)行過程中甚至采取了強制的手段。以上海為例，上海特別市各級政府部門對使用廢歷、過廢歷年的行為執(zhí)行得更為苛刻和粗暴，早在1914年，上海就出現(xiàn)過在茶寮酒肆搜檢過舊歷年的過激行為，“雖然，吾上海人果能保其舊歷之氣象者，則尤大佳。何言之，高昌廟之特別戒備，舊日無此氣象也。茶寮酒肆之逢人搜檢，舊日亦無此氣象也。撫今思昔，感慨更何如耶”。1929年上海國粹書局因為印售不符合“規(guī)定”的廢歷被嚴查，“乃查上海國粹一局，竟印售二百年陰陽歷對照全書，藉資牟利，又有未標明發(fā)行書局之‘民眾日用百年國歷便覽’一書，內(nèi)容系將廢歷揭載于國歷之下，而詭稱為便利國民檢查以前之廢歷，希圖避免查禁，用心狡猾，殊為可惡。此兩種歷書，一則公然將廢歷與國歷并列，一則暗示人以陰歷之可查，均系為廢歷作留傳之資料，實屬有礙國歷之推行，亟應嚴行查禁，以重國歷”。為此，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部勒令其交出全部未銷售之書，“交部焚毀”，在查禁過程中，黨部派袁某前往處理，彼此發(fā)生了沖突，袁某被打傷，付諸訴訟解決，最后國粹書局負責人沈某被判罰洋元六十五元。作者針對此事件，寫了一首詩《國歷訟》，針砭態(tài)度鮮明，“多財善賈瘦腰郎，翻版重刊國歷忙。只恐陰陽都倒罡，不辭犯法討當堂�！痹谛麻l大通路湯云記、北成都路琨昌印刷所、南成都路斐章書局等也被查到廢歷，“勒令湯阿根等三人，各處罰金十五元，廢歷沒收”。當然，在廢歷過程中還有更激烈的暴力沖突，“國民政府以廢除舊歷來推行國歷的種種舉措，便引起了官民的嚴重對立甚至沖突，出現(xiàn)了警察上街驅(qū)趕而民眾奮起反抗等惡性暴力事件”。這種暴力沖突并非是偶然事件，如浙江省就因廢歷新正期間禁賭等原因?qū)е露嗥鸨┝�沖突，“百官……百官警局，因捉賭將路工一人拘去……速向上虞縣交涉，從速釋放，免誤路務。臨平……警局拿獲賭徒十余人，余眾乃將警所包圍……遂遷怒該地第六區(qū)黨部三分部，致將辦公室全部器具，及總理遺像黨國旗搗毀一空，其附設機關亦被搗毀，綜計損失在二千元以上……硤石……硤石警察分所，亦以禁賭事與民眾其沖突，分所致被搗毀……王店。各地警察與民眾沖突，大多輕傷，惟王店十一日民警沖突時，有商民兩人，當場被警察毆斃，警察受傷者亦甚多，雙方具有六七百人，劇斗不息，嗣由嘉興縣警局派警一排，到場彈壓，方行逃竄”。分屬于浙江紹興、杭州、海寧、嘉興的百官警局、臨平警所、硤石警察分所、王店警所等都發(fā)生了警民沖突，前三者是因為禁賭，后者的原因不明，但后者的沖突更為激烈，人數(shù)多達六七百人，死兩人，傷者眾多，這種直接的暴力沖突雖然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廢歷新正期間禁賭引起，但至少也反映出廢歷運動遭到較大的抵制，實施成效并不理想。

民俗是廣大民眾在長期的生產(chǎn)生活中傳承、共享和創(chuàng)造的生活文化，是經(jīng)過歲月積淀形成的相對固化的部分，也就是說民俗具有相對的穩(wěn)定性。這種穩(wěn)定性建立在廣大民眾的民俗認同基礎上，通過反復性的參與或展演而不斷得到強化，從而變成一種潛移默化的軟控力，甚至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廣大民眾的社會心理、行為產(chǎn)生潛在的持久的影響�！懊袼椎姆�(wěn)定性是指民俗一旦產(chǎn)生，就會伴隨著人們的生產(chǎn)及生活方式長期相對的固定下來，成為人們?nèi)粘Ｉ�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只要社會穩(wěn)定，人們的生產(chǎn)方式及生活方式不發(fā)生劇烈變革，民俗文化的穩(wěn)定性就會越強。民俗文化是在一定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基礎上形成的，只要經(jīng)濟基礎不變，即便是社會發(fā)生了巨大變革，民俗文化仍然具有穩(wěn)定性�！碑斎�，這種穩(wěn)定性是建立在經(jīng)濟基礎不變的基礎上�！懊袼孜幕�的傳承，常常受到傳統(tǒng)觀念的制約，社會變革如果不和觀念的變革結合起來，民俗文化也不會失去傳承的思想基礎�！泵袼椎倪@種穩(wěn)定性，受傳統(tǒng)觀念制約，在社會發(fā)展不同階段，其變化往往呈現(xiàn)對立的兩個維度，即一方面它可以成為社會穩(wěn)定的潛在維護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成為社會發(fā)展的阻礙力量。民國時期的廢歷運動，這種穩(wěn)定性的呈現(xiàn)則表現(xiàn)為后者，成為阻擾社會變革的障礙物，上層社會尤其是國民政府在虛妄之陣中往來搏殺，精力充沛，洋溢著膨脹的革命理想，不斷左突右奔、前沖后突，革命銳氣勢不可擋，在氣勢上威猛逼人，但面對巨大的循規(guī)蹈矩之心理暗流，面對積淀千年而亙古流動的民俗文化，上層社會不得不敗下陣來�！耙粐�之習慣，積數(shù)千年之政教之歷史之風俗而成者也。事既成為習慣，即如第二之天性，雖百變而不能離其宗�！�

相比于陽歷新年政府、學校、銀行等放假點綴外，廢歷新年期間廣大底層民眾仍沿襲著傳統(tǒng)的習俗，熱熱鬧鬧過舊新年，即便很多報紙以背叛革命、愧為國民等言論加以指摘、批判，廣大民眾依然不為所動，依然我行我素。國民政府的“三令五申”亦形同廢紙，在厚重的積習面前，似乎是“無的放矢”，挫敗感尤為強烈。“盡管政府當局三令五申命老百姓過陽歷年，可是本土的中國人是喜歡過土產(chǎn)的陰歷年的，即就是把‘陰歷’叫做‘廢歷’也沒有用，大多數(shù)國民是樂意廢物利用的……陽歷年節(jié)除掉機關學校放三天假外，是與一般國民的實際生活不發(fā)生關系的�！睂τ趶V大民眾來說，陽歷新年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沒有任何關系，以為在這個節(jié)日放假了人們自然就會熱鬧慶祝，那只不過是政府的“一廂情愿”。陰歷新年才是屬于普通民眾的新年，雖然社會動蕩，生活艱辛，但在厚重積習的慣力下，人們還是樂意用光平時節(jié)儉出來的積蓄，張燈結彩，將家里裝飾一番，燃放鞭炮，熱熱鬧鬧慶賀一番，以祛除心霾，祈禱豐年。在河北，各地陰歷新年景象十分熱鬧，如昌黎，盡管政府禁止迎神賽會、鞭炮燃放等，“言者諄諄，聽之藐藐，于除夕后，鞭炮鑼鼓之聲，不絕于耳，各商戶均閉門休息……懸燈結彩，燃放花炮，各處扎彩牌樓”；如古冶，“是日下午有劉家莊范各莊等高蹺會、小車會，穿巷過街，熱鬧異常。觀眾擠肩磨背，人山人海，眉飛色舞，皆大歡喜。夜間滿街燈彩，各門首斗艷競異，五光十色，游者接踵，直至十時余方散云”。如灤縣，在近元宵節(jié)時，“鄉(xiāng)村鼓樂喧鬧，更有應時辦理高蹺會者”。當然，最不懂世故者，則是公安警察機構，在多個地區(qū)均加派警力監(jiān)督，還頻繁出現(xiàn)撤拆老百姓懸掛彩燈的“違景”之舉。

國民政府推動歷法革新是符合時代趨勢的，但急于求成，對民俗缺乏尊重和認知，對其軟控力不甚知悉，是導致其廢歷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在與古舊之俗的戰(zhàn)斗中，不僅將廣大民眾推向?qū)α⒚�，就是上層社會�?nèi)部也不斷產(chǎn)生分歧、分化，開始被舊俗所融合、吸納。在廢歷新年期間，不少政府機構、銀行、學校等也開始放假，假期由一天不斷延長到三天、五天等，甚至直接參與到廢歷新年的慶祝中。署名為“白雪”的作者揭露了上層社會破壞國歷推行的這股“逆流”，“有許多人，卻因偷偷兒過的廢歷新年，吃保護治安的警察發(fā)覺，立時抓進公安局……小百姓們須吃過新年的官司，但是一班大人先生們，卻因居住的是高堂大廈，真所謂侯門如海。保護治安的警察，固然明知他們在屋子里過廢歷新年，無奈不敢闖進去抓，于是像民間故事般的有兩句童謠‘大老爺家里過新年’，‘小百姓局里吃官司’”。上層社會逐步分化，一部分人由嚴禁過廢歷年到偷偷過廢歷年，一方面說明了傳統(tǒng)民俗的強大軟控力，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國民政府廢歷宣傳的失誤和廢歷舉動的失策，以致于《大公報》也開始反思廢歷本身的價值，“中國舊歷并不悖于科學，且與農(nóng)田水利經(jīng)濟社會有密切之關系，頗有不容漠視之價值。以農(nóng)事言，二十四節(jié)氣為農(nóng)民所奉之圭臬；以水利言，朔望兩弦，為航行所恃之指針；而三大節(jié)算帳之制度，尤與中國經(jīng)濟組織有密切關系。中國之社會，一農(nóng)業(yè)社會也。而三大節(jié)算帳之制度，即與農(nóng)業(yè)社會有靈敏之呼應”。況且，“中國舊歷已沿用數(shù)千年，與歷史文化之接觸甚為密切，若端午、中秋、重陽等令節(jié)，小之為神話、為歷史，大之則為文化之所系，非可根本抹煞者也”。對于陰歷，竺可楨也曾立足中國社會實際客觀地分析了其價值�！笆紫龋�我國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民有了二十四節(jié)氣已能初步把握農(nóng)時，沒有不便的感覺……其次，人民群眾從幼年時代朝夕所企望而富有詩意的節(jié)日如除夕、春節(jié)、上元燈節(jié)、寒食踏青、端午龍舟、中秋賞月、重九登高等，一旦廢除，不免可惜。第三，各種宗教如佛教、喇嘛教以及一些少數(shù)民族宗教節(jié)日也是用陰歷來計的。第四，潮水的漲落是跟陰歷為進退的，所以從事漁業(yè)和海洋航海業(yè)的人，陰歷還是有用。最后，現(xiàn)用陽歷也不是盡善盡美，為了合理化，有徹底改革歷法的需要�！边@種分析是比較客觀公允的，對應用了二千四五百年的舊歷價值作了肯定。同時也指出陽歷也并非“盡善盡美”，“陽歷雖較優(yōu)于陰歷，而陽歷自身亦不無可訾議之處”，陽歷也存在年日的參差不一、以七日為星期的弊端、各月日數(shù)不相等、元旦與時令無關等問題。因此，廢歷運動或改歷運動與其說是關注其歷法之精密科學，不如說是更關注其政治意義、社會意義�！肮糯�天文學未甚發(fā)達之時，歷法常常改革，然其重心，則在推步之改進，以求精密適合于天象。故歷代改革者，皆天文學家之職責。近代改歷之運動，其重心已不在推步之疏密，而在年月日周之調(diào)和分配。分配辦法與政治、教育、風俗、民生、日用、國際、交通、社會、經(jīng)濟、科學、統(tǒng)計均有關系。質(zhì)言之，今之改歷，歷家之事不過什一，而社會之事占什九�！�

四、結語

民國建立，為了與世界“接軌”，展現(xiàn)政府革命形象，“改正朔”成為一個重要議程。在孫中山的堅持下，南京臨時政府發(fā)布了改用陽歷的政令，但由于驟然變革，政權內(nèi)部并沒有達成一致，依然保留了陰歷。迫于形勢需要，袁世凱的北京臨時政府延續(xù)了陰陽合歷的雙重歷法，直至1928年，國民政府形式統(tǒng)一全國，才將更多精力放在歷改問題上。陰陽合歷的歷法體系，給人們生活帶來了很大的淆亂和困擾，造成了歷法問題上“二元社會”，上層遵行陽歷或國歷，下層卻我行我素，遵行陰歷或廢歷。針對這種混亂的歷法體系，王闿運寫了一副對聯(lián)加以譏諷，“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歷，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 。因此，國民政府發(fā)起了廢歷運動或改歷運動，旨在通過革故鼎新，禁止廢歷，掃除封建迷信，以樹立革命形象，鞏固統(tǒng)治基礎。但是，源于對政府權威的過分自信，“蓋廢除舊歷以后，依據(jù)舊歷的迷信節(jié)期，菩薩誕辰，無謂禁忌，以及虛構之好日忌日，即不復存在，所有迷信觀念，封建思想，可一概廓清” 。且不論視陰歷為封建迷信載體的說法并非能成立，僅從其立場及宣傳策略即可管窺一二，由于國民政府對傳統(tǒng)習俗不甚知悉或極為“藐視”，導致宣傳中存在過于突出改歷的政治意義、采用對立思維看待陰歷、對陰歷進行污名化宣傳、對遵行廢歷者進行道德審視等策略失誤，“二元社會”不僅沒有消除，甚至造成二元對立，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的分歧與沖突不斷，甚至造成不少暴力沖突。

廢歷或陰歷其實不僅僅是一種歷法，也是傳統(tǒng)習俗和廣大民眾情感依系的載體，由于宣傳策略的失誤，國民政府實際上在無形中構建了一個虛妄之陣，將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對立起來，造成“對壘”的態(tài)勢。上層社會尤其是國民政府貌似強大，可以通過強制力量左右下層社會的歷法選擇，推行“新禮”，而舊俗看上去似乎比較弱小，短期內(nèi)處于被壓制狀態(tài)，但其實它具有強大的持久性、堅韌性、滲透性和軟控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不斷滲透或“侵蝕”著上層社會，使其不斷產(chǎn)生分歧、分化，并不斷向舊俗靠近或妥協(xié)，“理性上認定無意義的東西不一定在情感上真能夠逃脫得了它實際的影響和籠罩，而‘習俗之餅’恰是理性無法全部操縱的，傳統(tǒng)的力量不僅僅在于其無處不在的強大規(guī)約性、在場性，還有人們對它不自覺的依戀與順從” 。民俗具有穩(wěn)定性，在另一個層面上則表現(xiàn)為保守性，在經(jīng)濟基礎不變的情況下，其發(fā)展往往會成為社會發(fā)展的障礙物，具有強大的軟控力，因此，需要在循序漸進中變革傳統(tǒng)觀念，深入研究，因勢利導，正如魯迅所剖析的，“改革一兩，反動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歷不準注陰歷，卻來了陰陽合歷一百二十年。這種合歷，歡迎的人們一定很多的，因為這是風俗和習慣所擁護，所以也有風俗與習慣的后援。別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眾的大層中，于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于存于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為習慣的巖石所壓碎，或者只是表面上浮游一些時” 。只有充分重視民俗，尊重民意，寓禮于俗，注重禮俗互動，順應其發(fā)展演變規(guī)律，并加以引導利用，才能真正推動習俗的變革。國民政府廢歷運動舉措則過于簡單、粗率、粗暴，企圖依靠一紙命令及強制措施實現(xiàn)革故鼎新之目標，以禮代俗，以禮摒俗，乃至以法祛俗，其失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殊不知“風俗之為物，視之無形，聽之無聲” ，但卻為民心所系，實為治國安邦之大學問，歷來為圣賢先哲所重視、考究，并用之以制定接地氣的國家大政方針。

（注：注釋及參考文獻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