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文學搜集的學術史回顧與思考

鹽都區(qū)圖書館

【民俗文化】民間文學搜集的學術史回顧與思考

摘  要
民間文學資料的搜集涉及目的、田野關系與倫理、內(nèi)容的選擇、搜集團隊的配合與時長、記錄謄寫的方式、譯注的方法等諸多內(nèi)容。文章針對民間文學數(shù)據(jù)庫建設，在回顧歷史的基礎上，提出一些相關的看法。
關鍵詞
民間文學；搜集；資料庫建設；學術史

為了討論的方便，學界大致將民間文學工作分為搜集與研究，其實這是難以絕對割裂開的，也就是說，很難有不帶研究性質(zhì)的純粹性搜集。搜集還可細分為記錄、謄寫、編訂、翻譯等諸多環(huán)節(jié)。
關于民間文學搜集的討論，往往是與整理一起的，這類文章已十分豐富，例如劉守華的《慎重地對待民間故事的整理編寫工作——從人民教育出版社整理的〈牛郎織女〉和李岳南同志的評論談起》，劉魁立的《談民間文學搜集工作——記什么？如何記？如何編輯民間文學作品？》丁雅、李林的《〈談民間文學搜集工作〉讀后》、劉金的《試談民間文學的記錄與整理》，蘇長仙的《談民間文學的搜集》，陳育倫的《論民間文學作品的搜集整理》，姚居慧、孟慧英《新時期民間文學搜集出版史略》，劉錫誠的《二十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等等。本文針對民間文學資料庫建設的資料搜集，結合學術史與筆者長期田野的體會，提出一點自己的看法。
一搜集目的之導向功能
在討論民間文學搜集整理該怎樣進行之前，必須先明確搜集整理的目的。否則其他問題的討論就不會在同一層面上。搜集的目的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大塊，正如周作人在《歌謠周刊》的發(fā)刊詞里所說：“本會匯集歌謠的目的共有兩種：一是學術的，一是文藝的……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要資料，我們把它輯錄起來，以備專門的研究，這是第一個目的。”不同的目的決定了不同的田野方式，比如說，所謂學術的目的，也就是為分析研究提供資料，就這一性質(zhì)來說，資料必須真實，如果僅僅是文藝的，這一要求便大大地放寬了。每一次搜集行為，可能目的都不一樣，搜集者也可能懷著不止一種目的，但需要說明的是，這種重疊的目的往往難以兼顧，必須明確第一目的是什么。
就文藝的目的來說，也可細分為很多種，比如豐富文學、為創(chuàng)作提供材料、提高自信等等。在20世紀初期，民間文學的搜集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豐富中國文學。正如劉半農(nóng)所說：“我以為若然文藝可以比作花的香，那么民歌的文藝就可以比作野花的香。要是有時候，我們被纖麗的芝蘭的香味熏得有些膩了……且讓我們走到野外去，吸一點永遠清新的野花香來醒醒神罷”。胡適在《歌謠》周刊復刊詞上如是說：“做這種整理流傳歌謠的事業(yè)，為的是要給中國新文學開辟一塊新的園地�！敝軗P1950年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大會的開幕詞也說得很清楚：“今后通過對中國民間文藝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為新中國新文藝創(chuàng)作出更優(yōu)秀的更豐富的民間文藝作品來�！北贝蟆陡柚{》周刊的創(chuàng)辦，以及后來《民間文學》的創(chuàng)辦，這種目的都顯而易見。賈芝說：“解放僅七年時間，廣大讀者已可以讀到全國數(shù)個少數(shù)民族和不同省、區(qū)漢族的民間文學作品了�！睆V大讀者不可能個個都是研究者，很多讀者也就作為文藝作品讀一讀罷了。這樣的目的，自然不能強求對民間文學保持原樣，加工是在所難免的。


豐富文學的目的也體現(xiàn)在提高民族自信心。賈芝曾經(jīng)這樣說：“我仍發(fā)掘這宗民族文化遺產(chǎn)，同時注意采錄新的民間創(chuàng)作，清理和研究它的發(fā)展過程，目的無非是：一為發(fā)展民族新文化，二為提高民族自信心�！边@一目的往往不是單一的，但這一目的往往直接影響到搜集整理的操作。比如喜歡把一些文本定義為“史詩”“英雄史詩”，不僅喜歡將一些文本說成是史詩，而且在整理文本的時候會將幾個不同的文本整合為一個文本，其目的是使篇幅長一些。
豐富文學的目的還具體表現(xiàn)在文學史的編寫上。在20世紀60年代，搜集整理各少數(shù)民族的民間口頭文學主要就是為了撰寫各少數(shù)民族的文學史。為了這個目的，搜集者們強調(diào)“全面搜集”的重要性。賈芝舉例來強調(diào)其重要性：“如果不是有二十多種說法不同的記錄，而只有一種以阿阿詩瑪屈服成婚結尾的記錄，整理作品時就沒有選擇的余地，我們也不會有今天的《阿詩瑪》整理本了；如果只有后一種悲劇結尾的記錄，我們也不會對《阿詩瑪》這篇民間長篇的流傳演變情況有全面的了解。”
搜集民間文學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作為研究資料，也就是周作人所說的“學術的”目的。以前我們把研究作為一個籠統(tǒng)的概念來對待，以為只要是供研究之用，對資料的要求就是一致的，其實不然。舉例來說，中國古代設有采集民歌以察民情的機構，《詩經(jīng)》可以說就是古代采詩行為的副產(chǎn)品�！稘h書·食貨志》云：“孟春三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如果搜集這些詩歌只是為了了解民情，自然不必強求記錄得“一字不動”。
研究也可細分為文學的研究、歷史的研究、語言的研究等等，周作人曾經(jīng)刊布一份征集兒歌童話的啟事：“作人今欲采集兒歌童話，錄為一編，以存越國土風之特色，為民俗研究兒童教育之資料�！彼�也是為了研究之用，但是為了研究教育，顯然與研究民歌的其他方面不能有一樣的要求。目前我們保存的一些資料，比如今旦、馬學良譯注的《苗族史詩》，便是為了研究語言而作為語料搜集的。
文化的消失，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都有一種有生俱來的惋惜，為此，搜集民間文學也有一種目的就是保存文化。先保存下來再說，保存了之后用來干什么，先不管。“我國各民族人民的口頭創(chuàng)作，過去被記錄下來的為數(shù)寥寥，絕大部分至今都還流傳在人民群眾的口頭上，新的繼續(xù)在產(chǎn)生著，舊的失傳了或正在失傳的不知有多少。時代交給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把這些作品用文字記錄下來。把它仍留下來，不讓它們失傳，這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蹦壳坝泻艽笠徊糠仲Y料都出自這一目的。其實，沒有明確使用目的的搜集，必然會導致搜集方式的不確定性，目前一些文本的面世，只是模仿前人的整理模式，并不明白自己的資料是要供哪方面的研究所用。
搜集的目的不同，勢必造成搜集手段不同。抱著不同的目的去搜集民間文學資料，是造成搜集方式分歧的重要原因，施愛東曾寫道：“由于體制的原因，有著不同興趣、目的和工作性質(zhì)的人群卻不得不活動在同一個團體，必須在同一個陣地上發(fā)表自己的見解，共享和互通著所有的資料和信息。”這種狀況今天依然存在，所以，明確搜集的目的，特別是明確具體某一次搜集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它決定你整個田野的行為。
二田野關系與田野倫理
要搜集民間文學，就要進入民間。其實沒人不是生活在民間，對于民間文學來說，“民間”其實就是人間，人生活的地方就是民間，農(nóng)村是民間，城市也是民間，鄉(xiāng)間是民間，宮廷也是民間。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就可能流傳民間文學。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心目中的民間一般傾向于指偏遠的鄉(xiāng)間。1922年，北京大學成立《歌謠周刊》，就曾號召學者“到民間去”，1942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則號召大家“到群眾中去”，所指大體一樣。
去民間搜集民間文學資料，必然會涉及以什么角色去的問題，也就是田野關系。這不是說你在田野點有沒有熟人，而是指搜集者與資源提供者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不是固定不變的，也不是單一的，十分復雜，與進入時間、性別、利益、地點、文化的主流與非主流等等都有關聯(lián)。
“資料搜集者”是整個活動中搜集者的故有角色，以這個身份出現(xiàn)的，那么被訪談者或被拍攝者就是資料提供者。為了更好地達到目的，歷史上的資料搜集者想盡了辦法，這些辦法多是淡化這個故有的具有利益關系的身份，而是突出一種非利益的關系。通過朋友、親戚、同學、老鄉(xiāng)等協(xié)力人（中間人）拉近兩者的親密程度，或者通過官方的作用來接近資源提供者。很多學者傾向于不通過官方的渠道接近當?shù)氐陌傩�，認為這會破壞搜集者與資料提供者之間的關系，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一條便捷的方式：“領導干部說一句話，抵得我們講一晚上。”這些問題沒有固定刻板教條，都會因人因地而異。為了接近資料提供者，也有比較極端的做法，比如歷史上有的日本人隱瞞自己的真實目的，以認祖的方式在中國的西南地區(qū)進行田野。在殖民時期，殖民者有強迫被殖民者提供故事資料的案例，但在平等的社會里，學者們討論得更多的是怎樣與被調(diào)查者保持良好的關系：“與群眾打成一片做到與勞動群眾‘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娛樂。只有做到這‘四同’才能通過工作改造我們自己，才能順利展開搜集工作�！薄八麄冊诶�風箱，我們也去拉風箱，他們碎礦我們也去碎礦，他們一邊勞動一邊唱，我們也抽勞動的間隙記，或邊勞動邊記(記故事)，因此群眾喜歡，干部也滿意，也積極支持幫助搜集工作�！�
資料搜集者與資料提供者的關系視情境不同而異，如有時搜集者是特地請出藝人來為他工作，為他講述故事或演述史詩，這時他是活動的發(fā)起者，有時搜集者只是作為一個旁觀記錄者，事件是藝人本身發(fā)生的，比如某一次喪葬儀式，其發(fā)生與搜集者沒有關系，不是由他引起的，他只是旁觀記錄。
從利益角度來說，資料搜集者是利益獲得者，但有的時候被訪談者并非只是純粹的資料提供者，他也會從中獲利。這種獲利包括物質(zhì)的與心理的，比如對某些人來說，有外人來訪談他，便是一種榮耀，使他在村里很有面子。如果在被訪談時能獲得一些禮品、報酬等利益，搜集者與資料提供者的利益關系又會趨于平衡。
兩者的主客關系也會因地點的改變而改變。一般搜集者到村里去，處于客位，但搜集者把藝人請到賓館、鄉(xiāng)政府、搜集者的工作單位或家里，兩者的主客關系就會發(fā)生顛倒。信息提供者的心理會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
有的時候，被訪談者不是簡單的信息提供者，他也可能成為資料搜集者的驗證者或者被實驗者，比如資料搜集者會讓被訪談者按照自己的要求來演述某一部史詩，以驗證其在不同語境下的演唱變異。
難以否認，田野關系的處理，最大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獲取資料，這就難免涉及倫理問題。2016年，《民族文學研究》發(fā)表了一組關于田野倫理的文章，包括陳泳超的《“無害”即道德》，巴莫曲布嫫的《民俗學倫理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施愛東的《學者是田野中的弱勢群體》等，專門就此問題做了深入的討論。2016年12月10日，“民俗學專業(yè)責任與倫理”的研討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所召開，此次會議有一個任務就是試圖制訂民俗學倫理規(guī)范。央吉卓瑪也就此問題撰寫了文章，認為“民俗學或民間文學研究的學術倫理建設須以尊重民間文化的傳承人和實踐者為第一要務，在此基礎上開辟學者與民眾之間平等交流的對話通道，傾聽傳承人的聲音，關注民眾的生活實踐，并以‘為民謀福利’為終極目的，使民眾能夠分享知識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的成果，進而確保由傳承人和學者共同創(chuàng)造的文化產(chǎn)品的權益共享�！�
田野倫理已經(jīng)遠超出了民間文學搜集技術上的范疇，而是道德層面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日常生活倫理的一部分，換言之，田野倫理是日常生活倫理在田野作業(yè)時的運用。

三人數(shù)與時長的影響
搜集資料，也涉及人數(shù)的問題，比如施愛東認為采集人數(shù)與信息的真實性有關：“個人行為與集體行為的最大區(qū)別在于，個人相對比較容易融入被調(diào)查者的群體之中，方便于感情上的聯(lián)絡，更可能得到真實的信息�！倍�有人更注重其效率：“在搜集工作中單靠我們工作隊的力量是不能做到全面搜集的，只有放手發(fā)動群眾，利用一切力量，如小學教師、鄉(xiāng)社會計、俱樂部人員等進行搜集。”有學者反對利用群眾搜集資料，認為這難以得到真實的材料，對此賈芝認為“把能否忠實記錄簡單地歸結為技術方法問題，不僅會對我國民間文學工作的巨大變化認識不足，不能增強我們的前進信心，而且也會傷害群眾對這一新的工作的積極性，使工作陷在一部分專業(yè)工作者的圈子里，不能運用廣大群眾的力量�！逼鋵崳�這與搜集資料的目的有很大關系，就搜集研究資料而言，也要看是供什么研究的，比如要研究藝人的演唱方式，這種搜集方式是絕對不可行的，純粹為文藝之用，卻也無妨。
人數(shù)也與采集手段有關，目前的采集有錄音、錄像、拍照等方式，分工很細，而且每一項都不能被替代。從這一角度來說，一次采集需要一個小團隊來合作。當然，這是一種理想化的要求，如果一個人單獨采集，也不是說不行，只是資料的完整與否而已。
田野作業(yè)也有一個時長的關系。鐘敬文先生曾將民俗學的研究分為三種：“一種為走馬觀花式的‘旅人之學’，就是到某個地方跑一跑，看一看，得到一點一般性的信息；一種是‘寓公之學’，就是在一個地區(qū)住三五年，進行長期考察；第三種是‘土著之學’，就是當?shù)厝藖硌芯慨數(shù)孛袼�。”傳統(tǒng)上人類學學者的田野時間都比較長，這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以前都是去一個陌生地做田野，交通又不便，語言又不通，光是學習語言，一年都不夠。現(xiàn)在情況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不能固執(zhí)地因襲傳統(tǒng)，刻板地將田野時間固定下來，而是要根據(jù)每次的情況而定。原來一般要求做田野要達到一年以上，有一個看似合理的原因就是一年是一個文化周期，在這個文化周期里，文化事項一般都會發(fā)生一次，比如節(jié)日，在一年一般會遇到一次（當然也有一些節(jié)日是多年一次）。但這也要考慮到田野目的，如果純粹是民間文學的搜集，是否一直需要在田野地長期生活，就很值得討論。
田野基地可以說是基于長期跟蹤調(diào)查的設想而產(chǎn)生的，這可能也是田野地與田野對象改變之后的一種產(chǎn)物。傳統(tǒng)的人類學田野調(diào)查由于不便，很難有返回做補充調(diào)查的機會，所以強調(diào)一次性完成。但是，從理論上說，資料搜集或調(diào)查是無止境的，幾乎不可能一次性完成的。建立田野基地，便是長期跟蹤調(diào)查、搜集的一個補充手段。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不僅有《格薩爾》《瑪納斯》《江格爾》三大史詩的田野研究基地，也有一些南方史詩如苗族《亞魯王》的研究基地。
四對搜集內(nèi)容的選擇
搜集民間文學會遇到一個問題，即搜集什么不搜集什么，也就是搜集內(nèi)容的問題�；仡櫼酝�的歷史，這基本集中在關于淫穢與健康、精華與糟粕、新與舊等問題的討論上。
傳說孔子刪《詩經(jīng)》，針對《詩經(jīng)》三百首，孔子歸納說：“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泵窀璨豢赡軟]有“邪”的，但整個《詩經(jīng)》都“思無邪”，可見“思無邪”是孔子選編《詩經(jīng)》的標準。北京大學創(chuàng)辦《歌謠》周刊初期，其《北京大學征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主張搜集內(nèi)容為“不涉淫褻而自然成趣者”，針對這個問題，周作人主張：“猥褻的分子在文藝上極為常見，未必值得大驚小怪。”無論歌謠內(nèi)容“如何粗痞，都要收集保存”。
關于精華與糟粕的問題，賈芝曾強調(diào)即使是所謂的“糟粕”，也應當記錄，也會有用：“有不少人搜集作品時只要好的不要壞的，當記錄作品時就剔除了‘糟粕’，而到寫文學史要寫到兩種文化的斗爭時便苦于沒有留下反面材料。”但這種提倡并沒有得到很好響應，云南省民族民簡文學大理調(diào)查隊在1959年撰文說：“不應不分糟粕精華，不管唱的東西好壞與否，為了鼓勵他們唱出來就一律說‘好’，我們隊里個別同志卻曾這樣做過。這是一種錯誤�！�
1959年，處于大躍進時期，編輯文學史是為了歌頌社會主義的新成就，所以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學大理調(diào)查隊在搜集民間文學時就傾向于搜集新的東西：“我們的做法是：到一個地方，先著重把新的東西搜集起來，然后才進一步搜集研究舊的東西。這樣既使群眾易于理解我們搜集的目的，也通過搜集推動了群眾新的創(chuàng)作高潮。”這與一般情況下的搜集正好相反。一般情況下，搜集者皆喜歡搜集比較古老的故事，瀕危史詩等傳統(tǒng)民間文學。
不同的目的會導致內(nèi)容的選擇。國家行為的普查式搜集往往要求全面搜集：“‘全面搜集’的‘面’，包括：一個民族的、一個地區(qū)的作品搜集要全面；同一母題有各種異文的作品搜集要全面；同一作品而散失不全的搜集要全面；口頭的要，書面的也要；正面的要，反面的也要；新的要，舊的也要：總之，上下古今，精華、糟粕，一概搜集，全部保存�！边@種要求一方面基于“摸家底”的心理，另外也有基于寫民族民間文學史與民間文學概況的需要。這不僅表現(xiàn)在盡量多搜集不同的文本，而且表現(xiàn)在盡量多搜集一個文本的不同異文�！澳骋蛔髌窇�盡量搜集完整，僅有片段者，應加以聲明。”
搜集內(nèi)容的選擇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完全由自己的后期目的所決定。目前的搜集更多的是個人行為，要搜集什么內(nèi)容，完全是為這一次活動的目的服務的。如果要研究葷段子，那就不存在是否“猥褻”的問題，如果要研究當下產(chǎn)生并流傳的故事，又何來“新舊”問題。
目前攝像設備已經(jīng)很普及，所以在討論搜集內(nèi)容的時候，也就涉及拍什么的問題。既然是民間文學的搜集，拍的自然是口頭講述的內(nèi)容，兼顧與之相關的語境。
五文本、語境的記錄、謄寫與編輯
搜集民間文學，必然會涉及記錄的問題。記錄方式有筆記、錄音、拍照、錄像等。這些方式會產(chǎn)生出音影圖文的不同成果。
民間文學的搜集，歷來被綁定整理一起討論。無論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規(guī)模搜集運動，還是1984年啟動的三套集成，都提倡“忠實完錄，慎重整理”。
關于這個問題，曾經(jīng)分歧很大，賈芝曾寫道：“爭論的焦點主要是在‘忠實記錄，慎重整理’上。有三派意見：一派是不贊成‘忠實記錄’，也不贊成‘慎重整理’，而主張‘創(chuàng)作加工’‘自由發(fā)揮’的。還有比這更進一步的主強，是號召民間文學工作躍進一步——創(chuàng)作。另一派與此相反，極力主張‘忠實記錄’，反對把記錄民間文學與創(chuàng)作混為一團，因而又認為民間文學只要有‘編輯’工作就行了，根本不應有‘整理’一說，意思是深怕為亂改之風留下后門。主張前一種意見的，多半是對創(chuàng)作有興趣的人，也有一部分熱心搜集民間文學的同志，主強后一種意見的，是注重民間文學的科學研究的部分同志。第三派，人數(shù)最多，是同意‘忠實記錄，慎重整理’的原則的�！薄八鸭�整理的方法則是：‘忠實記錄’和‘適當加工’，后者也就是‘慎重整理’。(當時在整理工作上所以提出‘適當加工’是為了既反對一字不動論，又反對亂改的傾向，主要是反對亂改的傾向，強調(diào)容許加工，但加工要持慎重的態(tài)度，要求‘適當’。因此，‘適當加工’是‘慎重整理’的比較具體的說法，二者的精神是一致的�！本退阏娴淖龅搅恕耙蛔植粍印钡闹覍嵱涗洠�在出版這個環(huán)節(jié)，很難做到以原材料原原本本呈現(xiàn)出來。因此，在呈現(xiàn)這一環(huán)節(jié)上，是爭論最厲害的，也一直是一個沒有解決或者說根本解決不了的問題。很多學者對整理發(fā)表自己的看法，比如“整理不等于憑個人的主觀見解和愛好去改變勞動人民的創(chuàng)作，必須要根據(jù)原作品的特點去進行整理。”這樣的主張，其實起不到什么作用。
“慎重”“適當”這些起到安慰作用的詞匯，其實一直是修改原材料的最好借口，因為沒有人說得清什么是“適當”與“慎重”。從理論上說，記錄是一種再現(xiàn)。它所記的便是所見到聽到的。任何“適當”過的記錄都不是“忠實”的。
撇開加工不說，就算是為了研究的整理，也存在一些理論上的問題。賈芝曾寫道：“整理的方法，概括地說不外乎兩種：一、選取一種比較完整記錄或版本，加以整理�！�…二、同一母題的作品，選取此較完善的一種為藍本，進行綜合整理。”這就涉及什么是“完善”的問題。舉例來說，一個故事只包含了兩個母題，另一個類似的故事包含了三個母題，我們會想當然地認為包含三個母題的那個故事是“完善”的，其實不然，每一個異文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們不能人為地設置一個理想化的文本。巴莫曲布嫫《民間敘事傳統(tǒng)“格式化”之批評》對史詩文本的產(chǎn)生方式和制作過程進行了審慎的反思，指出那是一種“格式化”的過程。
我們會經(jīng)常提起“第一手資料”這個術語，但什么是第一手資料呢？有人認為，自己去搜集來的資料，對自己來說就是第一手資料，而別人使用，就是第二手資料了。其實完全不是這么回事。所謂的第一手資料，應該是沒有任何改動的資料，只要是完全忠實記錄下來的資料，誰用都是第一手資料。如果經(jīng)過刪改了，即使是自己使用，也不能叫第一手資料了。
其實記錄和整理是兩回事，云南省民族民簡文學大理稠查隊的總結就很能體現(xiàn)這一點：“口述者怎樣講就怎樣記，不能因個人好惡而隨意增刪或改動，當然，整理發(fā)表時增刪更改是不可避免的，但那是進一步整理時的事，即便需要整理，原材料亦須作為材料同時保存起來�！比绻�我們撇開整理這一環(huán)節(jié)，那么搜集資料只涉及記錄。

至于怎樣記錄，與記錄手段有關。在早期，由于缺乏錄音錄像等電子設備，在搜集的時候主要靠筆記。筆記往往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現(xiàn)場記錄，另一種是回憶式記錄。第一種即訪談的時候，藝人一邊說，搜集者一邊記。如果是民間故事的記錄，估計也就能記錄個大概，記錄者一般很能跟得上講述的速度。如果是韻文體，搜集者往往只能讓藝人放慢速度在非實際語境中念給搜集者聽。毫無疑問，這種演唱不是在傳統(tǒng)場域里的演唱。
如果使用錄音設備記錄，便可能涉及后期的謄寫呈現(xiàn)問題，也就是將音轉化為文字。當然，我們可以直接將音像資料入庫以便保存，但有時為了更為直觀，也需要進一步借助文字來呈現(xiàn)。相對來說，謄錄在時間上較為充裕，謄錄者能完全忠實地將錄音呈現(xiàn)出來，包括講述者的語音語調(diào)，甚至一些錯誤的語法，方言等等。
比錄音更能完整呈現(xiàn)信息的是攝像。隨著電子設備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個人與機構在民間文學的搜集時采用錄像的方式。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從2000年就開始建設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資料庫，至2010年結項，完成了兩期。從2011年，又開始中國少數(shù)民族口頭傳統(tǒng)音影圖文檔案庫的建設。無論是資料庫還是檔案庫，都涉及以影像的方式記錄民間文學。2012年，文化部啟動了“中國史詩百部工程”項目，擬以影像的方式，記錄下中國各民族的史詩。攝像是一種最能忠實記錄的搜集民間文學的方式，它既不存在筆記跟不上節(jié)奏客觀上的記錄不完整，也不存在主觀上的任意刪減或添加。“紙質(zhì)版史詩的出版給搜集整理者很大的運作空間，他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將某些儀式上演唱的內(nèi)容整合為一首符合“史詩”概念的文本，既可以將同一儀式里難以吻合史詩概念的演唱內(nèi)容剔除掉，也可以將不同儀式中演唱的符合史詩概念的內(nèi)容整合在一起。但是，影像的方式難以做到這一點，如果將一個儀式從頭到尾拍攝下來，那么其中演唱的內(nèi)容必然有很多不屬于史詩的范疇，等我們將所有的儀式演唱詞翻譯出來的時候，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這些儀式唱詞如果和盤托出，很難讓人認為這是一部史詩。拍攝者如果任意刪去不屬于史詩演唱的片段，整個儀式就會很不完整。而如果將幾個不同儀式中符合史詩概念的唱段整合在一起，儀式的影像畫面必然難以連續(xù)成片�！敝挥惺褂娩浵竦姆绞剑�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杜絕將記錄與整理混為一談的現(xiàn)象。
但攝像也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完美，因為在拍攝的時候就存在拍攝的選擇。首先，作為研究而搜集民間文學，在拍攝時，只要藝人在演唱，拍攝者就不能停機，要將拍攝紀錄片與拍攝資料區(qū)分開。一次演唱很可能長達一整夜，如果以拍攝紀錄片的方式來拍攝，就不需要一直跟拍，但拍攝民間文學資料，就一定不能中斷。記錄其實也涉及搜集者角色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搜集者既是搜集者又是聽眾，與搜集者作為一個旁觀者相比，其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除了文本本身，記錄還涉及文本的語境等附加信息的記錄。早在1929年，魏應麒在其搜集的《天靈靈》便介紹了相關民俗：“閩俗小兒遇有驚癇時，其母每作此種壓勝。其法，在臨水陳太后像前，量米一杯，用布包之，頻頻搖動，唱是歌。少頃，開布視米，覺有低淺乃添米使?jié)M，復包復搖，復開復添，復唱，終至杯中米緊滿，添無可添時始止，謂此時‘驚’已被陳太后‘收’矣�！标P于語境問題，劉魁立提出“活魚是要在水中看的”的觀點，他用很形象的語言描繪了語境的重要性。魚是文本，水是語境。只有在水里看魚，才能更真切地看到魚的真相，如果把魚從水里拿了出來，魚便是死魚，看不真切的。段寶林也曾經(jīng)寫道：“只記下作品本文還不是作品的全部，民間文學記錄工作應該把作品的立體性也全面地保存下來，這就要進行‘立體描寫’。”
對于記錄語境，學者們一般沒有太多反對的聲音，但對于什么是語境，在記錄文本的同時，到底要記錄什么樣的一些信息，大家卻沒有共識。巴莫曲布嫫曾在《敘事語境與演述場域——以諾蘇彝族的口頭論辯和史詩傳統(tǒng)為例》一文提出演述場域的“五個在場”，即史詩傳統(tǒng)的在場、表演事件的在場、演述人的在場、受眾的在場，以及研究者的在場。之后又在《田野研究的“五個在場”——巴莫曲布嫫訪談錄》中對這一問題進行進一步的闡釋。我們可以從語境的角度來理解這些元素。
隨著表演理論的引入，民間文學的搜集受到這一理論的影響。搜集者可能將一次演唱視為一次“表演”，從而關注其與文本相關的諸多因素。鮑曼的“表演”過于寬泛，比較可操作的是海默斯（Del Hymes）的speaking模型（The SPEAKING Model)：Setting and Scene（場地與情境）、Participants（參與者：講述著與受眾）、Ends（目的與結果）、Act Sequence（結構與順序）、Key（輔助語言與行為）、Instrumentalities（言語方式）、Norms（規(guī)范）、Genre（文類）。搜集者可以根據(jù)這一模型的提示加以關注與記錄。


謄錄錄音的時候，也涉及交代錄音的場地、訪談人與被訪談人，訪談地點與時間等信息。影像拍攝的時候，拍攝者要考慮到語境的信息，不能一直只對準演唱者，要適當?shù)亟o出全景，包括觀眾，場地等信息，換言之，拍攝者不能因為自己的好惡，故意不拍攝一些本屬于語境的元素。
總的來說，民間文學的搜集無論是材料還是經(jīng)驗，都已經(jīng)有了比較可觀的積累，但也依然存在諸多的問題。搜集工作依然在繼續(xù)，很多科研單位都在建立專業(yè)資料庫，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從2000年就開始建設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資料庫，至2010年結項，完成了兩期。從2011年，又開始中國少數(shù)民族口頭傳統(tǒng)音影圖文檔案庫的建設。2012年，文化部啟動了“中國史詩百部工程”項目，擬以影像的方式，記錄下中國各民族的史詩。在這些項目的實施中，搜集者遇到的問題依然不少，需要進一步討論和解決。
（注釋從略，詳見原刊）文章來源：民俗學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