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

鹽都區(qū)圖書館

胡喬木

作者：佚名　

胡喬木同志1912年6月1日出生于鹽城縣鞍湖鄉(xiāng)張本村，時值辛亥革命之期，其父胡啟東先生寄希望于后代，故據“革故鼎新”之成語，取名“鼎新”。后取“喬木”之名是去延安后的事。
　　胡喬木自幼秉受父親胡啟東的訓教和熏陶，學習勤奮、博覽群書、正直謙遜、向往進步。
　　1924年，12歲的喬木考入揚州省立八中（即揚州中學），才華漸露，初二時，他的作文成績聞名全校，經常被選作范文傳閱，并獲嘉獎，博得神童之美譽。1930年，他考入清華大學，先學物理系，后改讀歷史系，同時他還經常旁聽其他系的課程。在清華，他與共產黨人有了緊密的接觸。1930年下半年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北平團市委委員、宣傳部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參與領導北平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被校方發(fā)覺，喬木被迫中斷學業(yè)，被父親接回鹽城。在家一年中，他讀了很多書，家中的《二十四史》和他父親的詩集、文集以及其他藏書他差不多都讀完了。在鹽城期間，他繼續(xù)地下工作，1932年秋，由當時中共鹽阜特委書記嵇銀根介紹入黨，并從事宣傳組織活動，主編《海霞》等進步文藝刊物。1933年下半年因中共鹽阜特委叛變，喬木轉入浙江大學讀書。在校期間，他組織秘密讀書會，宣傳馬列主義和進步思想，領導學生運動，1934年底學校開除并被特務追蹤而離開杭州到上海。在上海，他接上了黨的組織關系并參加左翼文化運動和黨的地下組織的領導工作，曾任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中共江蘇省委臨時委員會宣傳部長，是黨在上�？谷站韧龉ぷ鞯念I導者之一。在上海期間，他為《路燈》、《時代評論》、《知識》、《學生呼聲》等刊物撰寫過許多文章，同時在革命活動之余，他還見縫插針地寫了一些如《向別字說回來》、《全國拉丁化匯通方案》、《“八月的鄉(xiāng)村”》等文字學和文學方面的文章。1936年4月，喬木的哥哥胡達新（當時在河南焦作從事鐵路工程工作）到上海，邀請他們三人回老家參加他的婚禮，出于同胞之情，喬木抽空回鹽城，這是喬木同志最后一次回家鄉(xiāng)。
　　1937年5月，喬木同志奉黨組織的命令奔赴延安�？箲�(zhàn)初期，他先后在中央宣傳部、戰(zhàn)時青年訓練班和中央青委工作，主編中央青委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向奔赴延安的大批進步青年和邊區(qū)青年進行革命教育。在此期間，他為青訓班和毛澤東青年干部學校寫過班歌和校歌。1938年7月，他與青訓班女生指導員李桂英（后改名谷羽）結婚。從1941年2月起，他擔任毛澤東同志秘書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盡管后來他擔任過許多職務，但這個職務一直繼續(xù)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前。
　　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這是喬木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他同毛主席朝夕相處，在毛主席的指導下工作學習，無論在學習領會毛澤東思想方面，還是效法毛主席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是極好的機會。由于喬木同志有較長時間的革命斗爭經歷，同時又具有深厚廣博的中西文化知識基礎，清晰的理論思維和暢達的文字表達能力，很快成了主席得心應手的助手。在延安期間，他在毛主席的指導下，寫了大量的新聞、社論和評論文章；協助毛主席編輯供黨的高級干部學習研究的《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歷史文獻。1942年全黨整風運動開展后，他參加與領導文藝界的整風運動，在文藝座談會上，他將毛主席的兩次即席講話認真記錄，整理成文，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主席十分滿意，親自修改，公開發(fā)表，并列為延安整風的必讀文件。他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整風會議和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并作為正式代表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他參加《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并為決議的最后形成作出重要貢獻。1945年8月，他作為毛主席隨行人員去重慶參加國共兩黨和平談判，同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文藝界進行了廣泛的接觸。接著他又去陜甘寧邊區(qū)的隴東參加土改。1947年4月，跟隨毛主席轉戰(zhàn)陜北，歷經艱險。1948年4月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后，毛主席委以重任，要他主持新華社工作，既當總編又當社長，接著又任中宣部副部長。1948年2月，主要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guī)定〈草案〉》，受到毛主席的贊揚。他為《解放日報》、新華社撰寫和修改了大量的社論、評論和新聞。他撰寫的《駁蔣介石》、《無可奈何的供狀》等重要社論，在黨的宣傳斗爭中成為犀利的投槍。同時，新聞宣傳工作為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發(fā)展起了有力配合作用。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喬木同志作關于新聞工作的發(fā)言。對此，毛主席十分高興地夸獎說：靠喬木，有飯吃。
　　黨中央進駐北平后，他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起草并出席會議，為新中國的誕生做了許多工作。新中國成立后，胡喬木同志主要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任職。1950年到1954年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1956年9月后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他在1951年撰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新中國第一部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簡明黨史。他先后參加《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編輯工作，為宣傳毛澤東思想付出大量心血。他參加起草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1956年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主要文件，為國家的法制建設和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撰寫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文章，在重大政治問題和理論問題上深刻闡明黨中央的主張，在國內外產生廣泛影響，他是新中國新聞事業(yè)的開拓者，歷任新華通訊社社長、人民日報社社長、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等職，為《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撰寫過許多重要社論和新聞，為新聞出版隊伍的建設作出了很大努力。他也是新中國文化教育事業(yè)的推進者，歷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秘書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委員和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副主任，對于推動上述工作的開展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五十年代后期，黨的指導思想發(fā)生了“左”的錯誤，喬木同志是黨內較早覺察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錯誤的負責同志之一。1959年7月，他主持草擬的廬山會議議定紀要，是一份力圖糾正“左”傾錯誤的文件。1961年他率一個調查組到湖南搞農村調查，調查后起草了《農業(yè)六十條》，后來割“三分供給”尾巴，取消公共食堂，都是喬木從中起了作用。廬山會議轉向反右傾斗爭，是喬木始所未料的，他心身交瘁，種下了極度精神疲勞的病根，加之長期的勞累，1961年下半年起，喬木同志不得不長期離職療養(yǎng)。直至“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基本處于休養(yǎng)狀態(tài)。
　　在“文化大革命”中，胡喬木受到“四人幫”的迫害。他不斷被揪斗，家也被康生從中南海趕出來了。由于周總理的保護，加之毛主席又特意來到他家門準備看望喬木，這才使他從厄運中解脫出來。在逆境中，他仍孜孜不倦地閱讀大量馬列主義著作，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反思。1975年他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積極投入鄧小平同志領導的全面整頓，主持修改《關于加快工業(yè)發(fā)展的若干問題》和關于科學院工作的《匯報提綱》等重要文件，為堅持貫徹黨的正確的方針政策，批判“四人幫”的極左思潮作出艱苦的努力。
　　粉碎“四人幫”后，胡喬木同志在揭發(fā)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罪行的同時，全力支持鄧小平同志批評“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支持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撥亂反正重新確定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進行了堅決而有成效的斗爭。他在1978年10月國務院工作會議上發(fā)表的《按經濟規(guī)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講話，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作了初步的理論論證。他列席了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負責全會的文件起草工作，為實現歷史性轉變做出和積極貢獻。在這次全會上，他被重新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任中央副秘書長。1980年2月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他繼續(xù)負責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對理論工作的指導。1980年至1981年，他在鄧小平等同志主持下，負責《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工作，接著又負責起草了十二大的重要文件。在這些重要文件的起草過程中，喬木同志日夜操勞，殫精竭慮，為科學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分清歷史是非，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肯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為創(chuàng)立和制定黨在現階段的理論、路線和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他對新時期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提出的一些建議，得到中央的采納。十三大以后，他退居二線，仍積極關心黨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政策的實施，關心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他堅決擁護鄧小平同志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積極支持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為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加快經濟建設步伐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鄧小平同志曾贊賞地稱胡喬木同志是“黨內第一枝筆”。
　　胡喬木同志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關于黨的文獻編纂、黨史研究和檔案管理方面工作的負責人，歷任毛澤東著作編委會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領導《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的修訂工作，親自編輯《毛澤東詩詞選》新編本。全力協助鄧小平同志審定《鄧小平文選》等著作。他不顧體弱多病，編輯出版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各種著作。在紀念建黨七十周年時，他發(fā)表的《中國共產黨怎樣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是他一生最后一篇力作。同時還提議撰寫和參與審定修改《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并在病床上為該書寫了題記。這時間距他逝世只有十三個月。
　　胡喬木同志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首任院長，又先后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章獎金基金委員會名譽主任。他十分重視社會科學的學科建設和隊伍建設，尊重老科學家、知名學者，關心中青年研究人員的成長。他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思想和優(yōu)美的文辭，在社會科學界、宣傳文化界受到普遍的推崇。他被許多社會科學工作者視為良師益友，思想宣傳戰(zhàn)線的許多骨干人才，都受到他的親切培養(yǎng)和熏陶。
　　胡喬木同志歷來關心文藝工作，他大力倡導文藝應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鼓勵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繁榮文藝創(chuàng)作。他在1981年8月發(fā)表的《當前思想戰(zhàn)線的若干問題》的講話，對于文學藝術的健康發(fā)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胡喬木同志是中共第八屆、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十二屆政治局委員，第一屆至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二屆、三屆、五屆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著有《胡喬木文集》和他的詩選。
　　喬木同志畢生忘我工作，從不顧及自己的身體。由于長期緊張艱苦的工作，喬木身患多種疾病，年青時他就患有嚴重胃病，1951年，他因胃穿孔動了大手術，后又因膽結石切除。六十年代后，他一直患嚴重神經疲勞癥，1990年9月，他確診為癌癥，在身體極度虛弱，化療反應強烈直至癌細胞擴散造成骨折的情況下，他靠“興奮劑”和鎮(zhèn)靜藥交替使用，仍清晰思維，忍受病魔折磨筆耕不止。直到臨終前夕，他還覺得自己“此生回顧半虛度”（喬木寫給谷羽的詩句），有許多事情應該做而未能完成。1992年9月28日，喬木同志帶著無限的遺憾離開了我們。
　　胡喬木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獻身于共產主義事業(yè)的光輝一生。他幾十年如一日，把畢生精力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黨的思想宣傳事業(yè)，奉獻給了黨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和編纂工作。他無愧于“黨內第一枝筆”的稱譽，他的革命精神和優(yōu)良品德永遠激勵全黨和全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