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地方性、地方感與地域認同——曹雪芹傳說的文化生產(chǎn)路徑之考察

鹽都區(qū)圖書館

【民俗文化】地方性、地方感與地域認同——曹雪芹傳說的文化生產(chǎn)路徑之考察

  摘 要:  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文化流動與變遷，位于西山—永定河文化帶的黃葉村通過空間布局、時間序列、文化提取“展演”著曹雪芹傳說，成為地方性知識表達、傳播的重要介質(zhì)或場域。曹雪芹傳說的傳承與傳播，呈現(xiàn)了民間傳說在不同社會歷史情境中的知識生產(chǎn)脈絡。人們在對文化景觀的參觀、參與、詮釋中傾注了個人經(jīng)歷、記憶與情感，在感知文化景觀價值的同時，逐漸成為其文化演進中的傳說展演者與創(chuàng)造者。對于地方性景觀如何在物質(zhì)景觀、活動行為與文化意義層面，尋求建構、認同的最佳路徑，以及在充分尊重人們地方體驗的基礎上循序漸進地葆育與改進，有著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  曹雪芹傳說; 地方敘事; 地方體驗; 文化認同

20世紀初期，隨著對現(xiàn)代啟蒙及人之個性的重視，曹雪芹“任性適情”“不適世故”“才華橫溢”的形象經(jīng)由諸如《棗窗閑筆》《瓶湖懋齋記盛》《清稗類鈔》《閱紅樓夢隨筆》等筆記小品、掌故逸聞匯編的記載逐步建構。而王國維、蔡元培、胡適、壽鵬飛等人對《紅樓夢》的研究及曹雪芹其人其事的考證亦可視為曹雪芹傳說搜集整理之先聲。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伴隨新文學運動興起，以曹雪芹及《紅樓夢》內(nèi)容為基礎的文藝創(chuàng)作與“到民間去”、工人運動、左翼文藝思潮緊密相連。這些以曹雪芹及《紅樓夢》內(nèi)容為基礎的文藝創(chuàng)作，是當時新文藝理念的產(chǎn)物，在革命時代發(fā)揮了特有的文化功能，同時也推動了曹雪芹傳說及《紅樓夢》的跨地域傳播。新中國成立后，民間文學作為“新的文學話語的接駁場域與動力源”成為人民文學的中堅與核心，這些經(jīng)過整理的文本又反向流向民間，民眾將其與本地文化交融，在涵化與合成中形成了“地方性”敘事。其中，曹雪芹的傳說也逐漸脫離了“以文本為中心”( text－centered) 的同質(zhì)性表達，更為注重與人群發(fā)生“地方性關聯(lián)的實感”，以“在地化的知識體系”為認知基礎，以“共同的理解與情感”為理解路徑，在全球化的文化敘事邏輯中為開拓可持續(xù)的“地方”未來提供更多可能。

一、空間與記憶:  

曹雪芹傳說的地方敘事

1962年，北京市文化局為了配合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動，在吳恩裕《有關曹雪芹八種》一書的基礎上展開對曹雪芹的故居、后裔及墳塋走訪和調(diào)查，分別做了《北京市文化局關于曹雪芹故居后裔及墳塋的調(diào)查報告(1962 年3月26日) 》和《北京市文化局關于曹雪芹墓葬故居及后裔調(diào)查第二階段工作情況匯報(1962年7月26日) 》的報告。報告中提到，曹雪芹晚年“大概居住西山一帶，死后葬于附近”�！都t樓夢》第 一回作者自述其境況“茆椽蓬牖，瓦灶繩床”，其友敦敏、敦誠、張宜泉等人的詩句亦可為他晚年居于西山郊外村落之旁證，如“碧水青山曲徑遐， 薜蘿門巷足煙霞”“不如著書黃葉村”“日望西山 暮餐霞”“寂寞西郊人到罕”“盧結西郊別樣幽”等。

西山作為曹雪芹傳說傳承與傳播的重要空間載體之一，對“社會身份”“社會關系”及“知識和信仰體系”三個層面的建構與呈現(xiàn)，是貫穿始終的“底色”。1954年，吳恩裕在《新觀察》發(fā)表《關于曹雪芹》一文后，承德的一位讀者趙常恂(鑲紅旗滿族) 來信講述小時候有個家住在香山健銳營的同學對他說的關于曹雪芹居住在那里的故事。同年，一位名叫曹未風的讀者也來信稱自己在1930年曾于北京西郊一個名叫“鑲黃旗營”的村子(該村位于頤和園后過紅山口去溫泉的路上) 里聽說過有關曹雪芹晚年的故事。1972年，吳恩裕在安徽濉溪得知舒成勛及復壁題詩， 后與胡文彬、周雷兩度考察“正白旗三十八號”并對舒成勛進行訪談。1973年至1976年，為了考證曹雪芹在西郊的居處，吳恩裕對白家疃的張德順、劉蘭、王榮等，香山北辛村的趙伯英，正白旗的舒成勛、南憲章、任老頭、尹世林，原住北塢后遷至正白旗的王世珍，小屯的麻淑林，藍淀廠的麻廷惠，大有莊的楊增厚，韓家川的曾汝丁等當?shù)氐睦先诉M行了訪談。

“香山健銳營”“鑲黃旗營”“正白旗三十八號”“白家疃”等地域經(jīng)由曹雪芹傳說相勾連，構建了單純地緣關系之外的“知識和信仰體系”，傳說在“層層疊加、改編、創(chuàng)制”中與地域文化及歷史發(fā)展脈絡相交融。如張永海之子張嘉鼎回憶其家族與曹雪芹傳說的“淵源”，他的祖父張竇泉自幼不喜讀書，酷愛音律，曾把一百二十回本《木版石頭記》編成蓮花落，在香山健銳營一帶連臺演出四十余年。其父張永海亦深受熏染。吳恩裕記敘了回民老人麻廷惠提到早年間他與胞兄麻叔亮在打夯時所唱的《紅樓夢》打夯歌: “有才子留下半本《紅樓夢》，列位不知尊耳是聽。賈公子正在此處觀花逛景，忽聽耳邊一里有了人聲。賈公子扭過臉來抬頭看，看見了紫鵑、雪雁丫鬟二名。開口便把丫鬟來叫，叫聲紫鵑、雪雁你是聽: 你家姑娘在與不在? 丫鬟說: 我家的姑娘現(xiàn)在房中。姑娘連夜身乏要睡午覺; 二爺進房莫高聲。賈公子點頭說我知道，不必你們細叮嚀�！�

此一段落與大鼓《寶玉探病》一節(jié)唱詞相似。又有一首名為《探病》的鼓詞，其首句亦提到: “言得是初九寒天冷似冰，滴水檐前掛玉釘; 那林黛玉得病瀟湘館，怎不見寶玉兒哥哥到房中? 莫不是這幾日天寒身怕冷……”除梅花大鼓外，還有西河大鼓、樂亭大鼓等本。仲涵《蓮花落概說》中亦提及: “蓮花落曲本，近日所流行者，清唱者計有……‘黛玉悲秋’‘寶玉探病’……等�！�

無論是《木版石頭記》蓮花落還是《紅樓夢》夯歌抑或其他文藝形式，它們明朗活潑的敘事模式，將曹雪芹及《紅樓夢》傳說進行了適應于地方需求的改編和創(chuàng)制。其演述與接收的過程，也并非簡單的回流、傳播與接納，而是在具體的文化實踐中逐漸形成了本地域的民間敘事與文化想象。

二、選擇與整合:  

曹雪芹傳說的地方建構

此后數(shù)年，圍繞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編纂，收錄曹雪芹傳說的故事集、連環(huán)畫、資料匯編等陸續(xù)出版，以曹雪芹為核心，圍繞其“青年時期”“創(chuàng)作《紅樓夢》”“婚娶”“給人看病”“助人危困”“扎風 箏”等情節(jié)單元一層一層推衍開來。相似的地方敘事流傳于北京香山、壽安山、金山—“小西山”等區(qū)域，并沿著運河水系，延伸至通州張家灣一帶， 故事中的社會經(jīng)濟與文化景觀呈現(xiàn)出某種“結構 性的相似”。如張嘉鼎在《曹雪芹的傳說》中搜集整理的二十二個故事中，呈現(xiàn)出明顯的地域集中性，如《看病》篇首即云“曹雪芹初來香山居住時，不被人重視……”，后來由于他高超的醫(yī)術，治好了正白旗的滿洲副都統(tǒng)赫端的腿疾，一時名聲大噪�！稄R會上》的故事中，講述了曹雪芹同鄂比先生在望花山娘娘廟的廟會上調(diào)解“民人小伙子” 和“旗人子弟”攀地盤的故事，篇首即點明望花山 娘娘廟在“曹雪芹晚年居住的鑲黃旗北上坡西邊不遠的地方”�！丁皬R吁”和“妙玉”》與《“空空道人”和他的詩歌》故事所記皆為《紅樓夢》原型人 物的傳說，前者所述之地為北京香山碧云寺東北、臥佛寺西南，在毓璜頂下半山腰的廟宇——望花山娘娘廟。后者“空空道人”為“香山一老道”，于京西漂泊之際，和法海寺( 北京香山萬安山法海禪寺，也叫北法海寺) 的老法�；蹣袠O好，醉后給他書寫“敬佛”石碑數(shù)尺（此碑尚存香山法海寺山上) 。

1971年春，香山正白旗村39號老宅西屋發(fā)現(xiàn)了山墻夾層內(nèi)的題壁詩文，由于老宅位于“香山與臥佛寺之間，四王府、桐峪村一帶”，且詩作中“往返程途走奔馳，風吹雨灑自嘖嗟”“赴齋畫稿猶可嘆，途窮受氣向誰發(fā)”之言暗合曹雪芹晚年境遇及文人氣韻。據(jù)舒成勛回憶:

那天擦黑下班回來，我愛人陳燕秀說“墻上出字兒了”，我到西屋直眉瞪眼瞅了半天，只覺得稀罕，沒想更多，后來一眼瞧見那副對子: “遠富近貧以禮相交天下少，疏親慢友因財而散世間多、真不錯”，心里活了，早年間當?shù)卣f曹雪芹的大鼓書，劈頭就是這么兩句，聽我們街坊何太虛說，這副對子是鄂蘇拉氏家的送曹雪芹的，早先掛在曹雪芹家門口。

吳恩裕等訪問張永海時，張永海提到曹雪芹好友鄂比所贈之對聯(lián): “遠富近貧以禮相交天下有，疏親慢友因財絕義世間多”。傳說中的對聯(lián)以文字及實物的形式出現(xiàn)，且正白旗村39號地理位置及屋前景觀亦符合張永海對曹雪芹遷往 香山的第一個居住地點的描述: “四王府的西邊，地藏溝口左近，靠近河的地方; 那兒今天還有一棵二百多年的大槐樹”。

1982年，舒成勛口述，胡德平整理的《曹雪芹在西山》一書“對曹雪芹在北京西山一帶寫著《紅樓夢》的生活環(huán)境，提供了豐富的傳說、文獻和文物古跡的說明”，其中“詩句入實的黃葉山村”一節(jié)，開篇即以敦誠、敦敏等曹公摯友之詩，兼以明清諸詩人涉及黃葉村、臥佛寺之言加以佐證。 董曉萍、賀學君所編《〈紅樓夢〉的傳說》一書中收錄《香山何處黃葉村》之傳說:

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時候，住在香山黃葉村。這黃葉村在哪兒呢? 香山老人們傳說，它在金山腳下。明朝時候，黃葉村的人是看守朱明皇室的墳護戶。清朝前期，這個山村變?yōu)楸鵂I，墳護戶們也都遷居到紅山口一帶，新立一村叫墳護營�，F(xiàn)在通向香山有一站還叫豐護營，就是把當年的墳護營叫白了。因此，這個地方，明朝叫“金山腳下黃葉村”，清朝就改成了“馬金頂下正白旗”……

1984年4月22日，以“題壁詩”的發(fā)現(xiàn)及相關傳說為基礎建成了曹雪芹紀念館，借名“黃葉村”。曹雪芹紀念館是在原來正白旗村39號老屋基礎上向西拓展，一字排開，共建十二間，分五個展室。1989年，又在原展室后面新建房屋六間，將前面展室的展品做適當調(diào)整后，辟為第六、第七兩個展室，主要展出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資料及《紅樓夢》的各種版本和研究論著。

圖1  制圖者: 中國科學院 王京  制圖日期: 2020 年10月12日

黃葉村內(nèi)的“河墻煙柳”“薜蘿門巷”“竹蘺茅肆”“柴扉晚煙”“古井微波”等景點均以曹雪芹傳說及《紅樓夢》為“底本”。展室的陳列與景點的設置形成了一種內(nèi)外兩層的“嵌套”性文化景觀——景中景。如黃葉村內(nèi)的三孔橋、凹晶館、紅樓春畫、杏花塢、碉樓、邀月臺等景觀的設置除了聚焦地方景觀的物質(zhì)功能與視覺美學上的共時性關聯(lián)之外，尤為側重傳說文本的連接與意義的建構。以黃葉村北碉樓為例，這里曾是清代旗營用以訓練的設施，乾隆十二年 (1747) ，清政府為平息大金川(今四川阿壩州大金縣) 地區(qū)的叛亂，于香山設健銳營，并于旗營間仿金川地區(qū)的居住建筑建造碉樓，用以訓練。它與杏花塢的石碾和石磨這種充滿“日常性”的景觀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同時保持了自己景觀的相對完整性與獨特性，形成一種互相關聯(lián)的混合景觀。這些為傳承及接收文化意義、知識、記憶等遺產(chǎn)行為提供了莊嚴的文化背景、環(huán)境等地方感。換言之，這些景觀對于人們的重要意義在于對他們的利用，而非他們本身的物質(zhì)存在。

新世紀以來，“文化遺產(chǎn)”(cultural heritage) 的內(nèi)涵已發(fā)生極大改變，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因于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制定的若干文書。文化遺產(chǎn)并不僅僅限于古跡和文物專藏，它也包括從我們祖先那里繼承下來并傳給我們后代的傳統(tǒng)，即活形態(tài)表現(xiàn)形式(living expressions) ，如口頭傳統(tǒng)，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和節(jié)慶活動，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與實踐，以及制作傳統(tǒng)手工藝的知識和技能。中國于2004年8月28日成為第六個批約國。2006年，我國開始推行三級非遺保護體系，設置國家級、省級、區(qū)級非遺名錄，非遺的保護和傳承工作在國家管理體系中逐步開展。2011年，“曹雪芹(西山) 傳說”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曹雪芹西山故里、白家疃紅學小鎮(zhèn)以及逶迤其間的曹雪芹小道等文化旅游產(chǎn)業(yè)項目得以規(guī)劃與建設。

以“曹雪芹小道”為例，本為連通壽安山前正白旗與山后白家疃的一條山間小路，自清以來，兩地人們往來頻繁，腳踏足踩，日久成徑。《棋藝震香山》《曹雪芹與白家疃》《曹雪芹給人看病不收錢》《手到病除》《閱武樓前放風箏》《曹雪芹以藝濟殘的故事》等傳說中記載曹雪芹在山前居住時，常到山后訪友，為百姓看病，來往皆經(jīng)此道， 故稱為“曹雪芹小道”。此道從正白旗村( 今曹雪芹紀念館) 開始，途經(jīng)東溝村、十方普覺寺( 臥佛寺) 、退谷( 櫻桃溝) 、三柱香，到達白家疃村。沿途有清代引水石渠、碉樓、古井、龍王廟、十方普 覺寺、廣慧庵、隆教寺、壽安山石刻、石上松、元寶石、廣泉寺遺址、五華寺、小石橋遺址、賢王祠等多處歷史遺跡與景點。在景觀所展示的地方敘事中，《一拳石和仙掌石》《烹茶要數(shù)品香泉》《元寶石與石上松》《元寶石的故事》等傳說得以存續(xù)與活化，同時又以新的方式將傳說的“素材” (fabula) 重新組合，重構了曹雪芹傳說敘事的“情節(jié)”（syuzhet) ，在大眾化、景觀化及符號化的過程中生成與呈現(xiàn)新的意義與邏輯。

以黃葉村為代表的曹雪芹傳說的地方建構遵循著傳統(tǒng)的地方肌理: 以河道水系為框架，由靈活的道路網(wǎng)——“曹雪芹小道”構成地方景觀肌理，與既有地方傳統(tǒng)風貌形成一個“完整的”“可生長”的文化整體，逐漸成為一種展現(xiàn)社會文化身份認同、意義與價值觀的顯性方式。

三、涵化與認同:  

曹雪芹傳說的地方體驗

新世紀以來，在“自觀和他觀的交互作用”中，曹雪芹傳說以“在地化的知識體系”為基礎，重新塑造著連接自我——他人、地方——世界的多重關聯(lián)網(wǎng)絡，“遺產(chǎn)通過傳遞支撐身份認同的永恒價值觀及完整血脈而為人類提供存在意義”。黃葉村的地方建構為曹雪芹傳說的“認同”提供了一種物質(zhì)表征和真實存在，而曹雪芹傳說又將物質(zhì)現(xiàn)實轉化為身份認同的代表性符號。

以“曹雪芹故居”之爭為例，吳恩裕在《文物》1973年第2期上發(fā)表《曹雪芹的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發(fā)現(xiàn)》，認為曹雪芹于乾隆二十三年遷往北京西郊去溫泉路上的白家疃村。 但舒成勛始終堅信“正白旗村39號”為曹雪芹故居并試圖通過“文字材料、香山一帶的文物古跡、祖輩的傳說三者統(tǒng)一起來”論證“壁上題詩”的真實性。他認為，“題詩”的真實存在奠定了曹雪芹西山傳說在整個曹雪芹傳說體系中的位置。曹雪芹紀念館的選址則賦予或者說進一步強化了“正白旗村39號”的“權威”。特別是2011年“曹雪芹(西山) 傳說”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之后，“曹雪芹(西山) 傳說”的管理和保護實踐被納入公共話語體系，傳說的民間性發(fā)生轉換， 漸趨演化為一種重要的政治文化工具。人們借助傳說的地方性想象及文化景觀的體驗完成對“地方的再認識”，如曹雪芹紀念館將“正白旗39號”“古槐”等傳統(tǒng)空間進行保留與適應性改造，在這些既有空間之間又增加了現(xiàn)代化半室外的交流空間——凹晶館與芹圃學坊。其中，芹圃學坊的紅樓夢郵局整體風格與曹雪芹紀念館融為 一體，郵局內(nèi)設置的牌匾、郵筒、展柜、名牌等兼顧地方風土建筑要素，傳統(tǒng)的圖像與符號呈現(xiàn)于現(xiàn)代化建筑空間，在文化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互動與涵化”，固守“風土”的同時，又關注跨地域與文化間的交流。這種新舊景觀空間的交疊、本土與全球化的相互編織，共同構成了一種新景觀，加固了國家、群體或個人的群體認同，在物質(zhì)景觀屬性、活動行為與文化意義層面，尋求建構認同的最佳路徑，充分尊重人們的“體驗感”，循序漸進地改進與葆育地方性景觀。

圖 2 是芹圃學坊紅樓夢郵局為迎接2020年新春所設置的KT板，模仿微信朋友圈的頁面布局呈現(xiàn)《紅樓夢》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陳腐舊套王熙鳳效戲彩斑衣”的故事，并將賈母、尤氏之間的對話以“點贊”+“評論”的方式進行展現(xiàn)。

圖2  拍攝者: 中央民族大學 王晴  拍攝時間: 2020年9月8日

作為一個“多層次的文化展演”，這種融合參觀、參與、詮釋的景觀體現(xiàn)了“回憶與紀念”，同時“協(xié)調(diào)與建構”了當前的地方感、歸屬感和認知感。在人們看來，其特別之處在于他們并不是在書本上看到這些故事，而是在“曹雪芹故居”“古槐”等相關文化遺址所在地參與到故事的建構中，重織著人們漸行漸遠的地方感。曹雪芹傳說成為一種“被體驗”的遺產(chǎn)，同時也是一種記憶、回憶和展演的過程。重走“曹雪芹小道”成為人們追憶曹雪芹的一種形式。如一名為“打鷹洼”的游客在其博客中用詩歌記述了他重走曹雪芹小道之行: “山村石橋憶曹公，古道似見君身影。白家疃至村黃葉，‘廢藝’‘紅樓’萬古頌。”另有一名為“峨眉淡掃”游客帶朋友重走曹雪芹小道時，朋友邊走邊吟:“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珊尥瑫r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此詩為清乾隆年間的宗室詩人愛新覺羅·永忠所作，此時吟誦，不覺為曹公身世唏噓不已，與古人有心意相通之感。如此種種感慨，不勝枚舉。曹雪芹及《紅樓夢》的記憶 促使人們帶著情感去重走“曹雪芹小道”，情感的投入，使得沿途的“碉樓”“臥佛寺”“隆教寺”“櫻 桃溝”“白家疃”的地方意義在他們的“凝視”下與 記憶、體驗交互架構。這種“情感的、認知的和想象的”過程使公眾也參與到“曹雪芹傳說”的展演過程中。以“曹雪芹( 西山) 傳說”小學生故事會比賽為例，孩子們對《曹雪芹送禮》《元寶石的故事》《各二爺?shù)挠蓙怼贰堆┣劭床〔灰�錢》等故事的講述不但會調(diào)整、調(diào)和曹雪芹傳說“權威化”的遺產(chǎn)意義，而且可以創(chuàng)造出新的記憶和認同。同時，在特定地方——曹雪芹紀念館也使得這種認同具有重要的本土文化意義。學者及教師在比賽中承擔了一系列對他們具有內(nèi)在意義的“遺產(chǎn)行為或行動”——指導學生參加比賽的過程中，他們將曹雪芹傳說的價值與意義傳承給年輕一代，讓孩童體驗到“遺產(chǎn)”的“鮮活”。同時，這種“遺產(chǎn)”展演也構成并驗證了: 遺產(chǎn)并不是“靜止的”或者“凝固的”，而是一個不斷傳遞已有價值觀和意義，且同時也創(chuàng)造新的意義及價值觀的過程。曹雪芹傳說始終處于漸進式發(fā)展的結構體系之中，通過人們與地方、景觀互動的展演過程，存續(xù)其中的記憶與情感被觸發(fā)與激活，同時也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歷久彌新的精神核心來面對全球化的時空觀轉型與象征性邊界的形成。

文章來源：民族文學學會公眾號  2021-12-10